在明代的江南有流传过这么一句很不客气的民谣：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万历四十四年那场「民抄董宦」，他的宅第被烧，积攒半生的书画收藏在火里化成灰。就在同一年，六十二岁的他写下了后来被称作《论画册》的那一卷纸。
而在他过后几十年，他的书法却被推上了顶流，康熙朝把他捧成了帖学的正脉，骂他的和捧他的，隔得并不远，启功先生有句话流传很广：我们骂董其昌，但是落笔就是董其昌的书写方法。
一个被骂了三百年的人，凭什么还能活在后来每一个人的手上？要回答这个，绕不开他和赵孟頫的那场较劲。他说过一句常被人拿来做标题的话：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听上去像自夸，其实是两条路的宣示。
赵孟頫把“熟”做到了顶，铺毫入纸，重按，线条厚实饱满，圆润秀洁，那是元代复古的极致——用极其规整的典雅法度，去接住汉文化的血脉。董其昌并不否定他，甚至承认自己不如：行间茂密，千字一同，吾不如赵。他挑的不是功力，是方向。在他看来，“熟”再往前迈一步就成了滑，成了程式化的甜，文人画里最要紧的那点“士气”反倒丢了。
所以他选择往回收，收的办法，只有一个字：提。他说，作书须提得笔起，不可信笔。这个「提」不是让笔离开纸，而是腕上始终拎住一股向上的劲儿，不许笔毫瘫在纸上拖着走。这样写出来的线，中间留一条细而有力的脊，两侧墨色略淡，细，但不飘。
把几种用笔摆在一起，路数就清楚了。苏轼是「偃」，笔毫侧卧拖行，墨浓形腴；米芾是「刷」，取一股爽利；赵孟頫是「铺」，取一层厚度；董其昌是「提」，取一份轻劲。四种力道，四条路，没有谁高谁低，只是走法不同。
墨法也是不同，赵孟頫以浓润立身，董其昌开的是淡墨一派。他蘸墨有个习惯，只刮砚面最上头那层纯墨，落纸清透，淡的地方能看见纸的纹路。但他并不一味求淡，浓淡干湿的节奏，靠的是笔尖蘸墨、笔根存水——落笔那一刻，尖上浓、根上淡，线条自然就有了层次。他自己的话说得很重：用墨忌浓肥，肥则大恶道矣。墨蘸得太饱，字就糊成一团，这个分寸，得练很多年。
万历四十四年丙辰仲秋，六十二岁的董其昌写下这一书册，这帖字就是《论画册》。纸本行书，蝴蝶装，二十帧，一百六十二行，每行八字，单页二十七乘三十厘米，如今藏在台北故宫。
册子里是他看画、论画、评画的十一则短文，加上卷末一段自题，是他文人画思想最坦白的一次落笔，比后来被人整理刊刻的《画禅室随笔》直率得多。
这册子写完就被人拿走了，他自己都忘了。十一年后，天启七年，他到虞山访瞿式耜，在耕石斋里重新见到，翻了几遍，提笔在后面补了一段：觉秀媚之意，溢于毫端，知与古人相去甚远耳。末了还叮嘱朋友，替我收着，别拿出去给人看。
册子里还有一句，是理解他全部主张的钥匙：字可生，画不可熟；字须熟后生，画须熟外熟。写字要先把技法练到熟，再从熟里退回那点生拙；画画却要把熟推到更熟的地方去。同一册纸上，两种活法。所谓「熟后生」，说到底就是冲着赵孟頫那套精熟范式立的另一面旗。
启功先生后来给了句很公道的总结：初观董书，觉其平淡无奇；研习日久，始知其深处功力。
如果你正在学董其昌，或者只是被他那种看着平淡的字勾住过，有几句话可以直接拿去用。别急着学他的淡，淡是结果不是方法，先把他那种「提」的劲儿找出来，腕上拎住，笔才不瘫。
墨别蘸饱，宁可分两次蘸，也别一次糊到底。最要紧的一句是：他的好看不在第一眼，学他的人十有八九在第三个月放弃，因为头两个月确实看不出好在哪里。
你第一次觉得董其昌的字「好」，是在哪一句上？留言区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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