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福州军区机关里，皮定均刚接手工作不久，面对几位资历深、战功高的老将，始终显得格外谨慎。一次会议结束，他甚至先征求陈再道的意见，确认对方没有补充，才继续部署任务。
这件事传到陈再道耳中，他没有觉得受到尊重，反而察觉到了问题：皮定均把许多本该由副司令员承担的工作，全都揽到了自己身上。于是，他主动找到皮定均，开门见山地说：“我这个副司令员，实在不称职啊。”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自我批评，背后却是一次严肃的工作提醒。
当时的福州军区，确实称得上将星集中。韩先楚担任司令员时，身边有陈再道、王建安、李志民等老将。几位将领都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军中威望极高。
这种安排并不寻常。一个军区聚集多位上将，既说明组织上对福州方向的重视，也意味着军区主要领导之间必须有很强的协作能力。若只看军衔和资历，皮定均显然处于弱势。
陈再道原本在武汉军区工作，后来因身体原因到福州休养。到了1972年，他的身体状况逐渐好转，重新承担工作的条件已经具备。可是，武汉军区的主要岗位已有安排，原职无法恢复，新的工作位置便成了难题。
周恩来考虑后，决定把陈再道安排为大军区副职。问题随之而来：让一位红军时期就担任重要职务的老将，去给资历较浅的将领当副手，哪个军区都难免顾虑。
负责协调此事的田维新曾与有关军区沟通，但对方都有难处。并不是不欢迎陈再道，而是担心工作关系难以处理。陈锡联与陈再道早年便有上下级关系，更不愿让老首长在自己手下任职。
最后，周恩来与韩先楚沟通，决定把陈再道留在福州军区。后来王建安到福州，也与这一安排有一定关系。几位老将共同工作，既是组织上的需要，也是对干部胸襟和协调能力的考验。
皮定均面对的压力，远不只是军衔差别。他是1955年授衔的中将，年龄也比陈再道小，红军时期的资历更无法相比。陈再道参加革命很早，经历过黄麻起义，曾是木兰山游击队的重要骨干，后来长期担任部队领导职务。
抗日战争初期，陈再道奉命率部进入冀南。那里的抗日基础薄弱，兵力也不充足。他带着约五百人的部队穿过平汉铁路，抵达巨鹿一带后，面对地方武装和日军的复杂局面，采取了灵活办法，逐步打开局面。
有一次，当地保安团被围困，陈再道手里的兵力并不占优势，却利用骑兵和调动部署制造声势，成功解围。保安团随后接受改编，部队力量迅速增加。几个月后，队伍从数百人发展到上万人，冀南抗日根据地也由此逐渐形成。
这样的经历，使陈再道在军中拥有极高威望。皮定均当然清楚这一点，所以在工作安排上格外客气。难办的任务，他往往留给自己；交给几位副司令员的，多是相对轻松的事务。
陈再道看在眼里，心里却很不是滋味。他对皮定均说：“过去的资历，不能拿来压住今天的工作。你是司令员，该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
皮定均一时没有接话。陈再道接着表示，副职的职责就是协助司令员，如果只是坐在那里接受尊重，却不能分担工作，便失去了任职的意义。若自己的存在反而让司令员更加劳累，那就谈不上合格。
这番话说得直接，却没有半点责备意味。陈再道还明确告诉皮定均：“请你放心下命令，我们一定把分内的事情办好。”
皮定均终于放下顾虑，开始按照军区分工，把训练、战备和部队建设等事务交给几位副司令员共同负责。陈再道等人也不再等待，而是主动提出意见、承担任务。
从那以后，福州军区的工作关系逐渐顺畅起来。陈再道那句“我这个副司令员不称职”，并不是退让，而是在提醒皮定均：军队中的尊重，不能停留在礼节上，真正的尊重，是让有经验的人承担应有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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