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北京举行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军衔的典礼。许多浴血沙场的老将穿上新军装，肩章上的星徽格外醒目。聂鹤亭却没有出现在授衔名单中。这个结果，让一位参加过南昌起义、长期担任高级参谋职务的老将难以接受。
聂鹤亭的委屈，并非毫无来由。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时，他是排长，粟裕还是班长。部队南下途中，聂鹤亭升任连长，与林彪同级。三河坝整编后，他又担任大队副职，革命起点确实不低。
不过，资历高，并不等于经历没有曲折。
南昌起义部队转战途中，朱德曾带队与范石生部取得联系，以保存革命力量。聂鹤亭年轻气盛，认为两党已经决裂，不能再与对方往来，便擅自离队。朱德很欣赏这个年轻人，曾劝他留下，但聂鹤亭没有改变决定。
这次选择，影响了他后来一段时间的发展。他辗转到上海，又参加广州起义相关工作。起义失败后，聂鹤亭转入地下兵运，直到1930年3月才抵达江西革命根据地。多年后再与朱德见面，他曾为当年的离队表示歉意。
朱德没有计较，只是宽厚地说：“走了不同的路，最后还是走到了一起。”
到达苏区后，聂鹤亭的军事才能很快得到重视。他先后担任红四军第十一师参谋长、红一军团代参谋长等职。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又出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这些职务，说明他在军事指挥和作战组织方面颇受倚重。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聂鹤亭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但他更希望到一线带兵，而不是长期留在参谋岗位。新四军组建前夕，叶挺提出调他到华中工作，聂鹤亭随即递交报告。
毛泽东同意了调动，却希望他临行前见面谈一次。聂鹤亭担心见面后难以离开，竟然没有当面辞行便离开延安。这件事在组织关系上显得很不妥，也使他失去了一次解释的机会。遗憾的是，他想去前线的愿望当时也没有完全实现，到了武汉后又奉命返回。
1938年冬，聂鹤亭终于被派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先后担任冀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晋察冀军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又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等职，长期处在大兵团作战的指挥中枢。
但在辽沈战役期间，他又因处理部队投诚问题受到批评。1948年攻打沈阳时，国民党军一部派人联系出城。聂鹤亭认为接受对方投诚可以减少伤亡，便没有及时请示野战军领导，直接作了答复。
林彪得知后认为，战事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对方不能再称为起义，至多属于投诚。问题的关键，也不只是称谓，而是聂鹤亭未经请示便自行决定，违背了战场上的指挥程序。罗荣桓同样批评了他的做法。
这些经历叠加在一起，构成了1955年评定军衔时的重要考量。聂鹤亭自认为，凭南昌起义时期的资历，以及红一方面军、晋察冀和东北部队的任职经历，至少应当进入上将序列。
他找到罗荣桓表达不满，甚至说起自己当年是粟裕的老上级。罗荣桓没有顺着他的话说，而是严肃提醒：“参加革命不是为了争一个将军名次。”
这次谈话之后，聂鹤亭的情绪仍然造成了不良影响。有人认为，他历史上有擅自离队、组织纪律性不足等问题，授衔时又不能正确对待个人得失，甚至主张降低评定结果。
罗荣桓对此并非没有意见。聂鹤亭的性格确实有急躁和任性的一面，几次关键节点也暴露出不服从安排的问题。但罗荣桓并没有把这些缺点简单等同于他的全部贡献。
评定军衔看的是革命资历、职务经历、战功表现和现实表现的综合情况。聂鹤亭长期担任高级军事参谋，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大兵团作战与军队建设中都有实际贡献。若只因一时情绪便完全否定这些经历，同样不符合评衔工作的原则。
因此，1955年授衔时，聂鹤亭暂未被授予军衔，既有对其错误的组织处理，也有对其不良影响的警示。此后，他认识到自己的言行失当，主动作了检查。态度发生变化，才使事情出现转机。
1956年，聂鹤亭被补授中将军衔。这个结果既没有满足他最初争取上将的愿望，也没有因为他的错误而抹去长期贡献。军衔迟授一年，背后体现的正是功过分开、失误必究而贡献也不被埋没的处理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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