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十年，农村吹吹打打、全村送葬的场面，大概率彻底消失了。|丧事|二爷|全村人|哭皇天|送葬

我说这话不是瞎猜。上个月我回老家，参加了我二爷的葬礼。二爷八十七走的，在我们村算是高寿了。按照老规矩，这样的老人走了，得大办，吹唢呐的、打锣鼓的、扎纸活的、做道场的，一样不能少。全村人得随礼，得吃席，得送葬送到坟地里。可我二爷这场丧事，满打满算就来了三桌人。吹唢呐的老周头来了，一个人吹了俩钟头，吹完了跟我说：“这是今年我吹的第一场，也可能是最后一场了。”

老周头今年七十三，吹了一辈子唢呐。他爹是吹唢呐的，他爷爷也是。他跟我说，八十年代那会儿，他一年能吹三四十场。那时候村里老人走了，谁家不请个响器班子？吹得好不好，场面大不大，全村人都看着呢。有那孝顺儿子，不光请吹唢呐的，还请唱戏的，唱三天，全村老小都来看热闹。老周头说那时候他忙不过来，还带着徒弟。现在呢？徒弟早改行了，一个去城里开出租了，一个在家种大棚。老周头一个人，吹得动就吹，吹不动就算了。

二爷的丧事，是我堂叔张罗的。堂叔今年六十了，在镇上开了个小饭馆，日子过得还行。他跟我说：“不是我不想大办，实在是没人了。”堂叔掰着指头给我算：我二爷三个儿子，老大在深圳，老二在县城，老三——也就是我堂叔——在镇上。老大打电话回来说厂里请不了假，回不来。老二说孩子马上中考，走不开。就剩堂叔一个人，跑前跑后。堂叔说：“我一个人怎么大办？抬棺的得八个人，现在村里六十岁以下的壮劳力，你数数还剩几个？”

我数了数。我们村户籍上三百多口人，常年在家的不到八十个。这八十个里头，六十岁以上的占了一大半。剩下那几十个，要么是带孙子的老太太，要么是身体不好的。能抬动棺材的，凑不够一桌。

最后二爷的棺材，是租的殡仪馆的车拉到坟地的。堂叔说：“不租不行，没人抬。总不能让我六十岁的老头子去抬吧？”我说：“那以前怎么办的？”堂叔说：“以前？以前村里谁家有事，喇叭一喊，全村的劳力都来了。现在你喊破嗓子，来的还是那几个老头。”

葬礼那天，我站在二爷家院子里。院子还是那个院子，青砖灰瓦，门口一棵老槐树，树底下拴着二爷养了十年的老黄狗。狗不知道主人走了，还趴在门口等。院子里摆了六张桌子，坐了三桌人。来的人大多是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太，年轻人就我和我堂弟两个。我堂弟是专门从省城赶回来的，请了两天假，来回高铁票花了六百多。他说：“没办法，二爷小时候抱过我，我不回来心里过不去。”

席面是堂叔从镇上找的流动包桌，三百八一桌，八个菜，有鱼有肉。搁以前，白事席面得摆三天，一天两顿，每顿至少八个菜，全村人来吃。堂叔说：“现在谁还吃三天？吃一顿就不错了。就这一顿，好多人还是随了礼就走，连饭都不吃。”

我看了看礼单。村里随礼的，最少五十，最多两百。加起来收了八千多。堂叔说，这场丧事花了小两万，贴了一万多。我问他：“那你在深圳的大哥和县城的大二哥出钱了吗？”堂叔苦笑了一下：“大哥打了两千，二哥打了一千。剩下的我垫的。”

我说：“那你不亏了？”堂叔说：“亏不亏的，我爹最后一件事，我不能让他走得太寒碜。”可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是虚的。堂叔的饭馆一年挣不了几个钱，一万多对他来说不是小数目。他媳妇为这事跟他吵了一架，说：“你爹又不是你一个人的爹，凭啥你出大头？”堂叔说：“我是老小，我离得近。”他媳妇说：“离得近就该死？”这话说得难听，可也是实情。

葬礼上最让我心里不是滋味的是抬棺那一段。二爷的棺材是薄皮棺材，不重，可也得四个人抬。堂叔找了村里四个老头，最小的六十三，最大的七十一。四个人抬着棺材往坟地走，走两步歇一歇。老周头在旁边吹唢呐，吹的是《哭皇天》，吹着吹着老周头自己哭了。他一边哭一边吹，眼泪顺着唢呐管子往下淌。我站在路边看着，心里跟堵了块石头似的。

到了坟地，下葬，填土，立碑。堂叔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他起来的时候，膝盖上全是泥。他拍了拍泥，跟我说：“行了，完了。”

我说：“这就完了？”

他说：“完了。”

我说：“那以后呢？你老了怎么办？”

堂叔愣了一下。他掏出烟点上，抽了两口，说：“我老了？我老了就烧了，骨灰盒往公墓一放，省事。”我说：“你不进祖坟？”堂叔说：“进祖坟？谁给你抬？你儿子从深圳飞回来给你抬棺？”我说：“那你不讲究了？”堂叔说：“讲究啥？活着的时候对我好点就行了，死了讲究那些给谁看？”

他这话说得硬气，可我看见他眼睛是红的。二爷生前，堂叔每个月回来两趟，给二爷带吃的，给二爷洗衣服，冬天给二爷烧炕。二爷住院那阵子，堂叔在医院陪了半个月。大哥和二哥呢？大哥打了两千块钱回来，二哥回来看了一趟，待了半天就走了。二爷走的时候，大哥没赶上，二哥也没赶上。是堂叔一个人守着的。

你说谁孝顺？按老规矩，儿子都得出力，出不了力的出钱。可大哥在深圳，一个月挣五六千，房租就要两千，他倒是想回来，回来一趟丢的工作谁给他补？二哥孩子中考，他要是走了，孩子谁管？堂叔离得近，出力最多，可他也六十了，他也有家要养。谁都不容易，谁都有理。

葬礼结束那天晚上，我在二爷家老院子里坐着。老周头也还没走，他坐在门槛上，把唢呐拆开，拿块布擦里面的水汽。我问他：“周大爷，你以后还吹吗？”他说：“吹啥？没人请了。”我说：“那你这一手绝活不就失传了？”他说：“失传就失传吧，现在谁还稀罕这个。我儿子在城里开出租，一个月挣八千，他要是回来吹唢呐，一个月挣八百都费劲。你说他该吹唢呐还是该开出租？”

我说：“那你自己呢？”老周头把唢呐装好，放进一个旧皮箱里。他说：“我啊，我等着。等哪天我死了，让我儿子把我这唢呐跟我一块烧了。到了那边，说不定还有人请我吹。”

我笑了，可笑着笑着就笑不出来了。

我在村里待了两天，走的时候路过村委会。村委会墙上刷着白底红字的大标语：“推进殡葬改革，树立文明新风。”旁边还有一行小字：“严禁大操大办，严禁封建迷信，严禁散埋乱葬。”我站在标语前面看了一会儿，一个村干部走过来，问我找谁。我说我不找谁，我看看。他说：“你是老赵家孙子吧？”我说是。他说：“你二爷的事，我们知道了。丧事简办，挺好。”我说：“好什么？”他说：“省事省钱，还环保。”我说：“那以后都没人吹唢呐了。”他说：“吹唢呐多吵啊，现在都放录音，想要啥音乐有啥音乐。”

我无话可说。他说得也有理。放录音确实方便，确实省钱。可录音里的唢呐声，跟老周头吹出来的唢呐声，能一样吗？录音里那个《哭皇天》，吹得再好，它也不知道二爷是谁，不知道二爷爱抽旱烟，不知道二爷年轻时候在村口老槐树底下给孩子们讲故事。老周头吹的《哭皇天》，每一个调子都是给二爷吹的。他知道二爷爱听啥，知道二爷什么时候该掉眼泪。

可这话我没法跟村干部说。说了他也不懂。或者说，他懂，可他顾不上。村里要考核，要评文明村，要完成上面的指标。大操大办是旧风俗，得改。散埋乱葬占耕地，得改。吹吹打打扰民，得改。这些都对，可改完了以后呢？老人走了，冷冷清清地拉到殡仪馆，烧了，骨灰盒往架子上一放，完事。儿女们请假回来一趟，吃顿饭，各回各的城市。村里连个响动都没有。你问邻居，老赵家的二爷啥时候走的？他说不知道，没听见动静。

这事你说怪谁？怪年轻人不孝顺？可他们在城里拼死拼活，请一天假扣一天钱，来回一趟路费上千，他们不是不想回来，是回不来。怪老人想不开？可他们活了一辈子，就这点念想了。活着的时候没人陪，死了想热闹热闹，过分吗？怪政策？可政策也是为大家好，省钱省地省事，谁也说不出啥。怪这个时代？可时代就是往前走的，谁也拦不住。

谁都没错。可谁心里都不好受。

我走的那天，堂叔送我到村口。他跟我说：“你下回回来，可能就赶不上谁家办事了。”我说：“为啥？”他说：“你算算，村里八十岁以上的还有几个？走一个少一个。再过十年，这些老头老太太都走了，年轻人又不回来。到时候村里连个吹唢呐的都没了。”

我说：“那你还回来吗？”堂叔说：“回来干啥？你二爷不在了，我回来给谁看？”他顿了顿，又说：“可我还是得回来。你二爷的坟在村里，我得给他上坟。等我也走了，我让我儿子把我埋你二爷旁边。到时候没人吹唢呐了，就放个手机，放段录音。也算有个响动。”

我说：“那录音里放啥？”堂叔想了想，说：“放老周头吹的那段《哭皇天》吧。我提前录好，到时候一按播放键，就算有人送我了。”

我笑了。堂叔也笑了。笑着笑着，他别过头去，擦了把眼睛。

我上了车，开出去老远，从后视镜里还能看见堂叔站在村口。他身后是我们村，几百年的老村子，房子还在，树还在，可人没了。再过十年，可能连房子都没了，全拆了复垦，种上庄稼。到时候谁还记得这儿办过丧事，吹过唢呐，全村人吃过席？

没人记得了。

可我记得。我记得二爷的葬礼上，老周头吹着唢呐掉眼泪。我记得堂叔跪在坟前磕头。我记得那三桌老头老太太，吃着三百八一桌的席，说着“以后咱们走了，怕是连这三桌都没有了”。

这话他们说得轻巧，可我听着心里发沉。

你说以后农村老人走了，到底该咋办？大办，没人没钱没劳力，办不起。不办，心里过不去。简办，又觉得对不起老人。这道题，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

我只知道，再过十年，老周头肯定吹不动了。堂叔也七十了。村里那些老头老太太，能走的都走了。到时候谁家再有老人去世，可能连三桌人都凑不齐。吹唢呐的没了，抬棺的没了，吃席的也没了。就剩一个骨灰盒，从殡仪馆的架子上拿下来，找个地方埋了。完事。

这大概就是堂叔说的“省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