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勇从下第举人到乙榜进士：元代科举副榜制度的形成实践及影响|乡试|会试|副榜|国子|科举|第举人|耿勇|进士

元顺帝至正十年，江浙一场乡试散场，落第的读书人挤在贡院门口，骂声、叹声夹杂一片。有人把试卷撕成碎片扬在空中，有人提着行李掉头就走。可就在这样的场景里，一小撮人却被官吏悄悄叫了回去——不是中进士，不给功名，却要他们留下来，当“先生”。

如果只看科举正途，这些人就是实打实的“落榜生”；但在元代，他们突然多了一条全新的出路：不再是毫无着落的下第举人，而是县学教谕、路学学录、书院山长。更巧的是，这条路一开始还只是用来安抚不满情绪的“恩例”，到后来却变成影响后世明清几百年教育与仕途格局的重要制度——副榜。

很多人讲科举，讲的是中了进士的耀眼故事：金榜题名、青云直上；却很少有人去看，那些站在榜单边缘、名字刚刚被划掉的人，如何被制度重新拾起。元代的副榜，就是这样一个“拾人”的制度。而它真正成熟并被写进制度史，是从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时间节点开始的——延祐元年（1314），元朝恢复科举。

故事得从更早的宋代说起。

北宋开宝三年（970），宋太祖面对一个棘手的局面：考生越来越多，进士名额却压着不放，大批人年复一年赶考，十考、十几考都不中，年纪越考越大，怨气也越积越深。朝廷一边要笼络士人，一边又不敢随便扩大进士额数，于是发明了一个折衷办法——特奏名。

它的逻辑很简单：不看某一科试卷好坏，而看你“资历”——你参加省试、殿试多少次（举数），今年多大了（年甲）。只要次数、年龄够了，再由州县核实、汇报，礼部就可以把你的名字“特奏上去”，给你一个与正科不同的名分，安排一些较低级的官职，比如作监主簿、国子助教、州文学、长史之类。说穿了，就是给累试不第的人一个“台阶”，既不让他们彻底绝望，也顺便补充基层官员。

这个制度在两宋延续下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惯例。到了元代，表面上特奏名已经不叫那个名字了，可它的影子，还隐约留在“会试下第举人恩例”中。

元朝前期科举停废了几十年，直到仁宗皇庆二年（1313），才在激烈的争论中决定恢复。延祐元年（1314），首开乡试；次年，会试、殿试跟着开场。这是元代第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取士，几十年没考，积在民间的举子早已摩拳擦掌，一场会试下来，中式不过五十六人，却有无数人落榜。落榜本是常事，但这一次，因为被寄予了太多希望，怨气一下子爆发出来，“被黜者哗言不公，至作歌诗讥诋主司”。

朝廷也有点慌。为了安抚这批第一次赶上恢复科举、却没赶上中榜的举子，丞相怗木迭儿、阿散、平章李孟等人上奏，请求对这批人施予“恩例”：

七十岁以上的下第举人，给个从七品流官致仕；六十岁以上的，给教授；若本来已有“出身”的，再稍微加一点品级；没出身的，给山长、学正。

这套安排，说白了就是把一些已经不太可能再考上的老举人收进官场，顺手补足地方学校里的教官空额。因为这是第一次开科，没有“累举”的基础，所以这一回的标准只看年龄，不看举数。制度上的味道不浓，倒更像临时的“安抚政策”——而朝廷也明确说了，这次是特例，“后举不为例”。

不过，一旦有了第一次，后来就有了再一次。延祐五年、至治元年，科举继续开，会试也照考不误，可针对下第举人的“恩例”，却不是每一科都有。泰定元年（1324），因为皇帝登基，要“推龙飞恩”，中书省又制定了一次按举数、年龄综合考量的“恩例”：蒙古、色目人年过三十、两次不第，可以授教授；汉人、南人则要年过五十才行，下面还有学正、山长等差。

这一次，“恩例”的选人标准已经非常接近宋代的特奏名：看你累积参加会试多少次，年纪多大；但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只对当科落第的举人有效，前几科即便条件符合，也不再追溯。特奏名更像累积奖金，随时可以兑现；元代这几次“恩例”，则像是“当科特设奖项”。

更关键的是，它并不是一个稳定运作的制度。延祐二年那次，纯粹是为了压住复行科举带来的舆情风波；泰定元年那次，是为新帝“龙飞”添光。其间也有人试图把这种“安抚”固化下来——比如名士虞集就在延祐五年奏请改用乡贡退士担任学官，认为比从资叙乱塞的“假师傅”强多了，但朝中一群大臣虽然认为“有道理”，却都“惮改作”，最后不了了之。

一直到至正三年（1343），一个叫成遵的监察御史出场，才真正把“恩例”从偶尔的特惠，变成带制度色彩的常规安排。

他提出两个关键主张：

第一，会试下第但“终场”的举人，应该制度化地授予山长、学正，不再全凭一时恩宠；

第二，要在乡试层面正式增录副榜，从下第举人中择取文字、义理俱佳者，担任县学教谕、路学学录，替代原来靠直学升上来的那批“管钱出身”的教官。

这两个建议，前者是对会试恩例的重构，后者则在乡试层面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副榜道路。也正是在这里，宋代“特奏名”那种以“举数”“年甲”为标准的积累机制，被正式抛在了身后，取而代之的，是对当科考试表现的考量。

元代所谓“终场”，并不是说“考完了”那么简单。根据当时《科举程式》《科举条划》的规定，它至少意味着：

蒙古、色目要完整考完两场，交齐《四书》、本经、时务策等答卷；汉人、南人要完整三场，《四书》、本经、古赋、诏诰章表、经史时务策，一样不少；

必须按时进出场，“日未出入场，黄昏纳卷”，过时不收；对策至少要写满规定字数，汉人、南人第三场要满一千字，蒙古、色目第二场要满五百字；

不能犯大忌讳：避讳没做好，涂改太多，文理错乱，都有可能被判“不考格”。

换句话说，只要你“老老实实考完”，成绩不至于糟糕得被当场刷掉，就有机会被纳入“终场下第举人”这一群体，从而在会试层面享受到制度化的“恩例”。

这时，宋代特奏名中那种“考了多少次、考到多大岁数”的资历因素，被彻底替换为——你这一次到底有没有认真考完、写完、守规矩。

真正把副榜制度推向前台的，却不是会试，而是乡试。

在元代地方儒学体系里，教官的等级大致是这样的：路学设教授、学正、学录；府州设教授、学正；县设教谕；书院设山长。乍看之下，把这些人看作“教书先生”似乎也没错，但问题在于，很多时候，他们并不真是教书出身。

尤其是直学这个职位，本来只是负责“学库、田产、屋宇、书籍、祭器、一切文簿”的管账官，按规矩三十个月算满，可以升任学录、教谕。结果呢？大量吏胥、富豪子弟通过关系钻进直学，用三年时间混个资历，然后顺理成章摇身一变，成了“教官”。成遵说得很直白：这些人“通经学古，百无一二”，学校成了升官跳板，学生则成了“附属品”。

延祐以后，反对科举的人反复指责：开科开到现在，“儒者之效不彰”。支持者也很难完全反驳——因为事实摆在眼前：进士里真正才学名重、政绩突出的，“可数也”。元廷可以继续增加名额，也可以加强考试难度，但如果教育系统本身是歪的，科举自然很难选出真正有用的人。

成遵的提案，刚好抓住了这一点。他建议：

从每科乡试的下第举人里，挑选“文辞通畅、义理详贯”的人，记录在一个“副榜”上，将来补充各路、府、州、县的学录、教谕。不再允许直学自动往上爬；直学要么转为路、州的吏职，要么就老实管理钱谷。

从制度设计上看，这一招算是把“科举—学校”这对本应互为表里的体系重新绑在了一起：教官不再只是“会计管家”，而重新变成经过举业训练、懂儒学的士人。科举不仅选官，也间接选师。

当时的翰林学士揭傒斯被问到意见，他“力赞成之”，理由大体也是看不惯那些“臃肿腆踵，孳孳焉规锱铢”的伪教师傅。他眼中的直学出身教官，心思都在钱粮计较上，对学生和经书，只是顺手应付。

至正三年三月，朝廷正式批准成遵的建议，自下科乡试起，各行省乡试在原定名额之外，再增取副榜。第二年（至正四年），江浙等地乡试就有了第一次正式的副榜实践。

从残存的材料看，乡试副榜的运作，呈现出几个值得注意的特征。

第一，它比会试“终场恩例”更重视实际成绩。

成遵设定的标准是“文辞通畅、义理详贯”，而后来的记载则常说“文理通贯”。名义上，这是一个比较宽的原则，但具体操作上，多半落在最后一道评卷程序——主考官从“荐卷”中裁减的时候。

元代乡试评卷，一般是初考官按照每个题目选两三份较好试卷，上报覆考官复核，再由主考官“通场考校”，决定最终正榜名次。进入“荐卷”的数量通常超过定额，所以必然有一批“差一点”的卷子被刷下，这批人很有可能就是副榜的来源。

第二，乡试副榜也按左右榜分配族群——右榜蒙古、色目，左榜汉人、南人。

以至正四年江西乡试为例，当时正榜三十一人，分左榜南人、右榜蒙古、色目、汉人；另录副榜二十五人，“右九而左十六”，全部按照定额事先划定。这与后来沈文衡提到的“浙省三岁一举，正榜四十，副榜二十五”相呼应。

第三，副榜虽有一定名额，却并非每科都足额录取。

比如至正十年济南路宣慰司乡试，副榜按定额录十五人；但到了至正二十二年，同一地区乡试只取“文理通贯”者五人，远低于定额。这说明主考官并非为了填满名额而降低标准，而是宁可留空，也不滥取。

在一个全国划分为十七个乡试区、总解额只有三百名的科举体系里，乡试的竞争之激烈是前所未有的。江浙一省，往往三四千人争几十个名额，“省领州数十，而登名者不当一州之数”。在这样的压力下，副榜对于落第者而言，是一个相当珍贵的缓冲——不是进士，不给正途资格，但至少有了“从教官入仕”的可能。

如果说乡试副榜主要是“改革教育基层”的一部分，那会试副榜，则是一个更窄、更精致、也更“政治化”的制度。

至正八年，中书省决定：在参加会试的一百二十名国子学积分生中，除原来每三年取十八人进士的定额之外，再增取副榜二十人。配额分配得极为精细：

蒙古、副榜各四名，前二名署司钥，下二名署侍仪舍人；

汉人十二名，前三名作学正、司乐，次四名学录、典籍管勾，再往下的五名为舍人。

照例，谁也没提南人。

要理解这一点，需要看当时国子学里的族群结构。忽必烈创立国子学后，规定七品以上朝官子孙可以为国子生，三品以上官员则可以举“凡民之俊秀”入学为陪堂生、伴读。这一套筛选下来，国子学中蒙古、色目、北方汉人占绝对多数，而南人直到元朝统一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极少有机会入学。虞集曾说，“成均弟子员常五百六十人，江南之士在列者数人耳”，这不是夸张，而是近乎写实。

这样的结构，很自然地反映在制度设计中：大德八年，国子生每三年贡一人，后增为三年贡二人，族群配额一律只分蒙古、色目、汉人。延祐以后，国子学公试开始与会试合流，（后）至元六年正式规定：国子生积分达到八分以上的，礼部给据参加会试。总共一百名国子积分生，三年取十八人，蒙古、色目、汉人各六人。

被排除在外的，是人数极少的南人。但这不意味着南人完全没有机会。事实上，从已经发现的材料来看，还是有少数南人以国子积分生身份中选会试进士，只是他们的名分附在“汉人”的总额之下。例如至正二年的一次会试，就明确有“汉人、南人共六名”；另一位江西吉水人解子元，则被欧阳玄称为“国学进士”，显然也是通过国子积分生身份进入进士之列。

到会试副榜层面，这种“南人附于汉人”的状态继续存在。至正二十年会试的《国子学贡试题名记》保存了一份完整的正、副榜名单，副榜汉人一色十二人中，已有四人的籍贯可辨：

余植，宁州人；

李以约，鄢陵人；

王琬，洛阳人；

张海，赵州人。

后两者是北方汉人，鄢陵、洛阳、赵州都属中书、河南江北行省；余植的“宁州”则存在歧义——有甘肃宁州、云南宁州、江西宁州三处。结合地方志、家族史和官职记录，研究者最终锁定了江西宁州：当地余氏自宋代起就是科举世家，元代更出过进士余贞，官至翰林修撰、国史院编修。根据国子生的资格规定（七品以上朝官子孙），余植很可能就是余贞的子弟。这意味着，在这份“汉人”副榜里，至少有一位实际上是南人。

这一点在后来的题名碑中也有印证。元代最后一科国子公试（至正丙午），汉人一色中七名中选者，籍贯可认者六人，除泉州籍蔡玄为南人外，其余东平、蠡州、济南、青州、南皮、白马等，全部属于北方汉人。南人仍然是极少数，被包裹在汉人的外壳之中。

从制度角度看，会试副榜与正榜是配套的两张名单：国子积分生先通过公试进入会试，再由会试等级判定是进士、是副榜、还是“终场下第授山长学正”。它的影响范围很小——六科会试满打满算也不过一百二十人，全部局限在国子生这一层，而且南人比例极低。但是，这条“狭窄的小路”后来被明代大大拓宽。

明初沿袭元制，会试除正榜之外继续增录副榜，中选者授教谕、训导。随着各省解额增加，乡试副榜逐渐淡出，会试副榜却越走越宽：永乐四年副榜就有三百三十多人，宣德、正统间更有动辄数百人入列的“副榜大军”。这些人虽然没有进士名分，却通过朝廷安排，源源不断补充到州县学校、地方官署之中，成为明代庞大基层官僚和教育系统的骨干力量。

从这个角度看，元代副榜制度——不论是乡试层面选拔下第举人充任教谕、学录，还是会试层面专取国子生为副榜——都具有一种很鲜明的时代味道。它诞生在科举边缘化、族群差别被制度化的元代政制背景中，却又在有限的空间里，为那些既不属于权门、也不靠血缘关系的读书人打开了一道小小的缝隙。

有人说，科举是中国古代为少数成功者设计的阶梯。其实不全对。从北宋的特奏名，到元代的副榜，再到明清的副贡、中正榜，这些“补救措施”本身，就是国家在有限的官位资源、庞大的考生群体之间，艰难寻找平衡的尝试。它们并没有改变“金榜题名”的稀缺性，却确确实实让一部分原本该在落第名单中消失的名字，有机会留在官场与教育系统中，哪怕只是以一个不起眼的教谕、学正的身份。

元朝在中国科举史上常常被视为“过渡期”，既不同于两宋的繁盛，也不如明清的完备。可正是在这个过渡期里，从特奏名到副榜这个关键转折，悄无声息地完成了：试题不再只是测谁背得多、猜得准，更开始被用来区分谁可以成为教官，谁有资格在广义的官僚体系里占据一个位置。元代副榜，是一个边缘制度，却也是一座桥——上承两宋、下启明清，在历史的长河中，为“落榜者”悄悄搭出了一条通往仕途与社会流动的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