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8月22日上午，江宁城总督府西侧校场外，两江总督马新贻刚结束阅兵，便在返回官署途中遭人近身刺杀。这一幕发生得极快，凶手从靴中抽出短刃，突然刺入马新贻右胁，护卫反应过来时，行刺已经完成。
马新贻没有当场毙命，却因伤势过重，于当晚去世。刺客张汶祥被当场擒获，面对审讯，他承认行刺，却始终不肯说出真正动机。总督遇刺，本就是震动朝野的大案，偏偏案犯似乎只愿承担罪名，不愿交代缘由。
消息传到北京，同治帝深感震惊。自唐代宰相武元衡遇刺以来，朝廷重臣在任所附近被杀，已极为罕见。慈禧太后也随即震怒，要求江宁方面严查此案，不能只抓到一个刺客，便草草结案。
案发时，马新贻出任两江总督不过两年。他不是湘军旧部，却被清廷派往江南，接替曾国藩。这个任命本身，就带有调整权力格局的意味。
曾国藩在1864年攻克天京后，声望和势力达到高峰。清廷随后将他调任直隶总督，并要求湘军裁撤。表面看，这是重用；实际上，却是把这位手握重兵的汉臣调离江南，同时拆散其军事根基。
慈禧在1868年召见曾国藩时，连续询问湘军裁撤了多少、将领是否听令、鲍超等人是否还掌握兵力。曾国藩当然听得出其中的分量。那不是普通问话，而是在确认一支地方武装究竟还剩多少影响力。
曾国藩明白朝廷的疑虑，也知道湘军将领内部关系复杂。对他而言，最稳妥的办法不是抗拒，而是退让。湘军逐步遣散，他本人离开江南，正是这种政治选择的结果。
马新贻到任后，面对的是一个局面特殊的江南。太平天国覆亡不久，地方军队、旧部势力、裁撤士卒和地方官场彼此纠缠。南京既是战后重镇，也是各方利益交汇之地。新任总督若要整顿，必然会触动一些人。
关于马新贻是否奉有密令，追查天京城破后的财物下落，史料并没有足够直接的证据。后世记载多有此说，但传闻不能代替档案。可以确认的是，湘军攻入天京后，财物去向始终受到朝廷关注，清廷对曾氏兄弟也一直存有疑心。
慈禧曾问曾国藩：“这事岂不甚奇？”曾国藩只答：“这事很奇。”这段问答虽短，却透露出他的谨慎。他没有替任何一方辩解，也没有顺着太后的意思指认幕后主使。
朝廷后来派曾国藩、郑敦谨等人赴江宁复审。曾国藩当时已是直隶总督，年近六十，面对这桩牵涉江南军政关系的案件，态度明显冷淡。他多次以身体不适推辞，抵达江宁后也不急于扩大审讯范围，因此被后人形容为“不闻不问”。
这种冷淡未必等于他知道真相。更合理的解释是，曾国藩不愿把案件牵扯到湘军旧部，也不愿凭借一名刺客含混的供词，制造更大的政治震荡。查得过深，可能牵连旧部；查得过浅，又难以向慈禧交代，他只能在两者之间求一个收束。
1871年3月14日，曾国藩与郑敦谨联名上奏，认定张汶祥属于太平军余党，行刺原因是挟恨报复。张汶祥最终被处以凌迟。这个结论完成了司法上的闭合，却没有真正回答一个关键问题：一个普通刺客，为什么能够如此接近两江总督，又为什么宁死不供出指使者？
案件中的疑点并未因此消失。参加审讯的孙衣言、袁保庆等人，没有在会审结论上表示完全认可。郑敦谨上奏后不久便称病离开，也让外界更加怀疑审讯过程存在分歧。
民间由此产生多种说法，有人认为张汶祥与旧军、地方势力有关，也有人把矛头指向湘军集团，甚至怀疑曾国荃可能涉案。但这些推断大多建立在“谁获益最多”的逻辑上，缺乏能够直接定案的证据。把政治嫌疑当成事实，未免操之过急。
曾国藩没有积极追查，确实留下了难以解释的空白；可若据此断定他就是幕后主使，同样超出了现有材料能够证明的范围。清廷最后选择接受“挟恨报复”的结论，既可能是证据不足，也可能是不愿让江南军政旧账继续扩大。
马新贻遇刺案真正特殊之处，正在于它同时牵动了裁军、地方权力、战后财物和满汉关系。凶手被处死了，疑问却没有随之消失；而曾国藩那份近乎沉默的审案态度，也成了这桩晚清疑案最耐人寻味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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