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两岁那年，父亲范墉在徐州任上病逝。
那是989年，北宋立国不过二十九年，官场仍乱，人情更薄。
母亲谢氏带着他改嫁淄州长山的朱文翰，他随继父姓，改名朱说，在朱家那个并不算温暖的屋檐下慢慢长大。
等他年岁渐长，偶然翻出家谱，才知道自己的来历。
他当即向母亲道别，一个人离开长山，去应天府求学。
那年他二十三岁。
应天府书院是当时北宋办学最好的地方之一，但他住下来之后的日子，说出来让人咋舌。
五年里，他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每天只煮一锅粟米粥，待其凝固后切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配几段腌菜，就是一天的饮食。
不是偶尔为之，是每天如此，整整五年，从未间断。
同在书院读书的富家子弟，有人见他过得如此清苦，特地从家里带来一桌饭菜，诚心诚意地送来。
范仲淹推辞了，理由只有一句话：我担心自己吃习惯了好东西，往后就咽不下这粥。
这句话，很多人读来会觉得他是在做姿态。
但那五年的经历摆在那里，他并非偶尔吃苦、偶尔表态，而是把自己长期放在一个极简的物质条件下，主动维持着某种内心的稳定状态。
你很难用表演来解释这五年。
1015年，范仲淹参加礼部考试，进士及第，这才改回本姓，重新叫回范仲淹。
此后他在基层任官多年，途经各地，一路观察，一路积累，见过太多底层百姓被土地兼并、赋税沉重压得喘不过气的日子。
他写奏折，言辞极直，毫不遮掩地批评朝政和制度。
这种脾气，在官场里很难走顺路。
1033年，刘太后去世，仁宗亲政，范仲淹被召回京城，出任右司谏。
这是个御史性质的职位，本职就是纠察官员。
他上任不到一年，接连上书，弹劾宰相吕夷简结党营私、任人唯亲，同时反对废除郭皇后。
结果：被贬出京，到睦州任知州。
他自己说，这叫此行极光。
三年后，他再度被调回朝廷，又因直言得罪宰相，第二次被贬，去饶州。
他出京那天，带着老母亲和妻儿一同离开。
他说，这叫此行愈光。
第三次被贬，是1036年前后，因为上书批评宰相任用亲信，被贬润州，后又转越州。
这次他说此行尤光。
三次说光，不是写给别人看的话，是他在各种场合对友人讲的。
这三次被贬，他没有一次沉默。
每到一处，他兴修水利，在杭州疏浚西湖、修建湖堤；在苏州整治圩田，组织百姓抗涝；在饶州开办州学，延请名师，并从自己俸禄里拿钱资助贫困学生。
后来人们统计，他在地方任官期间，个人接济或捐资兴学的支出，几乎从未停过。
1043年，仁宗锐意求治，第三次将范仲淹召回京城，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
他和韩琦、富弼等人联手推出庆历新政，提出了改革科举、整顿吏治、减免徭役、兴办州县学校等十条建议，史称十事疏。
改革推行不足两年，保守派官员群起反对，以朋党罪名弹劾范仲淹等人，说他们结成小团体、排挤异己。
仁宗最终动摇，庆历新政草草收场，参与改革的官员相继被贬。
1045年，范仲淹再次离京，出知邓州。
就在这次离京之后，好友滕子京修复了岳阳楼，写信请他为重修后的楼作记。
范仲淹人在邓州，未必去过岳阳，但那篇《岳阳楼记》是在这一年写出来的，里面有那句后来被无数人引用的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那一年，他五十六岁。
已经三次被贬，改革失败，仕途无望。
这句话是在那个处境下写出来的，不是少年意气，是一个走过几十年起伏之后仍然没有收回那句话的人，把它重新说了一遍。
这件事本身的分量，比任何解释都要重。
1052年，范仲淹在赴颍州任职途中病逝，终年六十四岁。
死后家无余财，儿子们变卖了家产才凑够安葬的费用。
仁宗闻讣，辍朝一日，追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正，这是文官所能获得的最高身后评价。
他当年在应天府书院熬粥苦读时，同窗里有一个叫晏殊的人，后来官至宰相、词名满天下。
晏殊在书院就已被称为神童，与范仲淹算是同期，两人各走各的路。
范仲淹那条路，拐了很多弯，断了很多次，从来没有走顺过。
有人会说，他之所以留下那句先忧后乐，是因为一生苦过、贬过、失过，才有那样的感慨。
但如果把逻辑倒过来看，他在应天府的五年里就已经给自己立下那个粥的规矩，那时候他还不到三十岁，既没有被贬，也没有失败，改革甚至还没开始。
一个人在还没有遭受任何打击之前，就已经在主动压低自己对物质的期待，这到底是什么在起作用，值得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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