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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成式传第三章 父执风范:段文昌的宰相之路

作者:段旭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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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成式往上数,家世里最亮的一笔,除了六世祖段志玄,就要数他的父亲——段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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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文昌,生于公元773年,卒于835年。他是中唐名臣,一生起起伏伏,最终做到了宰相的位置。

我们先看看他走过的路。

段文昌年少时,家里并不宽裕。祖上的荣光,到了他这一代,已经淡了不少。开国功臣的后人,未必代代都能保住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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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段文昌没有躺平。他是靠自己读书、考功名,一步一步,从底层走上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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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文才出众,写得一手好文章。年轻时候,就在文坛有了名气。后来步入仕途,靠的是真才实学,而不是祖上的荫庇。

他的仕途,有一段时间在四川。公元799年,唐德宗贞元十五年,段文昌从荆州出发,前往蜀地,进了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的幕府。韦皋是当时手握重兵、镇守西川的一方大员,能进他的幕府,说明段文昌的才干,已经被看得上的人赏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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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蜀地这段时间,段成式出生了。所以段成式的童年,其实是在四川长大的。

段文昌在幕府里历练多年,慢慢崭露头角。后来的路,越走越宽。等到了唐穆宗朝,他终于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官至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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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就是宰相。

段文昌凭自己的本事,做到了一个封建时代文人能做到的顶点。

到了唐文宗朝,他又进封为邹平郡公。此后,他以“使相”之尊,先后出镇淮南、荆南、剑南西川——这几处,都是当时大唐的重要藩镇、富庶之地。一方大员,坐镇要冲,这是极高的信任,也是极高的地位。

从穷书生到宰相,从幕僚到使相,段文昌这一生,是一部很典型的晚唐士人奋斗史。

但他身上,有一样东西特别值得一提——他能全身而退。

晚唐的官场,是个极其凶险的地方。朋党倾轧、宦官弄权、藩镇割据,哪一个都能要人命。多少名臣,今天还在高位,明天就贬到天涯海角,甚至丢了性命。能在这样的环境里,一路做到宰相,又能安稳地出镇地方、保全自身,这是非常难得的本事。

段文昌为什么能做到?

一是他有真才实学,靠本事吃饭,站得稳。二是他懂得分寸,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不贪、不恋、不钻牛角尖。

这份通透,这份知进退,是段文昌留给孩子最宝贵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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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成式从小就看着父亲——一个出身并不显赫的人,是怎么靠读书和才干,一步步走到朝堂顶端的;又是怎么在波诡云谲的官场里,稳稳当当走完一生的。

父亲的一言一行,都印在段成式的成长里。

所以段成式对“读书”这件事,有非常深的认同——读书可以改变命运,读书可以安身立命。他也对“官场”这件事,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官场很危险,权力很无常,争来争去,未必有好下场。

这些认知,不是空谈,是他亲眼看着父亲的一生,一点一点悟出来的。

而且,段文昌给了段成式一样别人求之不得的东西:游历天下的机会。

父亲宦游四方,段成式就跟着父亲,从蜀地到长安,从淮南到荆南,走遍了大唐的半壁江山。这份经历,对别的孩子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对段成式来说,却是再平常不过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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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旭初和朱霜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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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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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段文昌靠读书走完了自己的路;段成式则在父亲的荫庇下,既读万卷书,又行了万里路。这两样东西加在一起,最后长出来的,就是《酉阳杂俎》那样一部包罗万象的奇书。

不过,父亲留给段成式的,远不止这些。

还有一样东西,特别值得一提,那就是段文昌“以读书立身”的样子,深深印在了段成式的心里。

段文昌不是靠门第混上去的。他年轻时候家里并不宽裕,是靠一篇一篇文章、一次一次科考,硬生生闯出来的。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儿子一个最朴素的道理:这个世上,真正靠得住的东西,是自己读进脑子里的书、长在身上的本事。别的,都有可能会变,唯独这身本事,别人抢不走。

这个道理,段成式记了一辈子。

所以他后来做官,不做那种尸位素餐的官,而是在秘书省、集贤殿认认真真读书校书,到地方上做刺史,也认认真真治民理政。他这一生,始终没有丢下“读书”和“做事”这两件事。

父亲让他看到了“读书”的力量,也让他看到了“做官”的另一面。

段文昌在官场里摸爬滚打几十年,做到宰相,又出镇地方,功成身退。这中间,他一定见过太多官场的险恶。这些,段成式看在眼里,也就早早懂了:官场这条路,不好走;权力这东西,靠不住。

于是,段成式一辈子,都保持着一份难得的清醒。他不钻营,不攀附,不站队,不当那种为了升官什么都肯干的人。他把精力,放在了自己真正喜欢、也真正有长久价值的事上——读书、记录、著述。

从某种意义上看,段文昌成就了段成式,也提醒了段成式。

他用前半生的奋斗,告诉儿子读书有多重要;又用后半生在官场的浮沉,提醒儿子,官场的名利,不必太过执着。

父亲用他的经历,也给了段成式一个特别重要的“提醒”:

世家子弟,最怕的,就是躺在祖上的功劳簿上,不思进取。

段文昌自己是从底层苦读上来的,他最清楚:门第可以给你一个起点,但不能保证你一辈子。真正能让一个人立得住的,是自己的本事和品行。

所以,他大概从小就会告诉段成式:你可以借家里的光,但不能只靠家里的光。你得自己长本事,自己走出一条路来。

段成式记住了。

他后来一生,始终没有停下读书、积累、著述的脚步。他没有因为出身名门就懈怠,反而比一般人更用功、更执着。这份清醒和自律,跟父亲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从某种意义上看,段文昌既是段成式的引路人,也是段成式的反面镜。

引路,在于教会他读书立身;反面镜,在于让他看见官场的浮沉与无常,不至于被名利迷了眼。

一门父子,两代风流。

父亲用一生,在朝堂上立起了一个“宰相”的名字;儿子用一生,在文坛上留下了一部“奇书”的名字。

各有各的功业,各有各的不凡。

段成式带着父亲留给他的这些,继续往前走。

父亲,是段成式一生的底色。

他学父亲的才学,也学父亲的分寸;他承父亲的人脉,也承父亲的风范。

公元835年,三月,段文昌在成都去世。那一年,段成式已经三十岁上下。父亲走了,家族的担子,落到了他肩上。那一年年底,段成式带着家眷,离开成都,回到长安。

父亲留下的,不只是勋贵世家的门第,更是一套做人的道理:靠真本事立身,懂分寸处世,知进退保全,读书传家。

段成式带着这些,继续往前走。

这里,我们不妨再多想一想,段文昌作为一个父亲,对段成式最深远的影响,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是三个字:不靠天。

段文昌的一生,处处都在告诉儿子一个道理——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外在的东西上,无论是门第、是运气、还是别人。真正可靠的,永远是自己。

他不靠祖上,所以自己闯;他不靠侥幸,所以真用功;他不靠攀附,所以站得直。他用自己的一生,把“靠自己”这三个字,活成了活生生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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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成式把这句话,听进去了,也做到了。

他没有躺在段家的门第上混日子,没有借着父亲的人脉去钻营,没有靠着凌烟阁祖上的名号去招摇。他选择了靠自己——靠自己的读书,靠自己的积累,靠自己的著述。

《酉阳杂俎》能写成,靠的不是段家的名望,而是段成式自己几十年如一日的观察、记录、整理。这才是真正的“不靠天”。

所以,我们说段文昌是段成式一生的底色,并不夸张。

他给儿子留下的,不是多少家产、多大名声,而是一种立身的态度——认真读书,踏实做事,不靠祖上,不慕虚名,守住本心,走自己的路。

这种父教,比任何家产都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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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段成式,也用自己的一生,把父亲的这份教诲,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成就,化作了流传千年的《酉阳杂俎》。

这,大概就是最好的父与子吧。

父亲在前面立起了榜样,儿子在后面接过了传承,并且用自己的方式,让这份家风,又往前传了一代。

段文昌的仕途,是一面照见晚唐官场的镜子

我们讲段文昌,不只是在讲段成式的父亲,其实也在讲晚唐官场的一面镜子。

段文昌这一生,从幕僚做到宰相,又从宰相出镇地方,几起几落,却始终能全身而退。这在大唐,尤其是在晚唐那种凶险的环境里,是非常罕见的。

晚唐的官场,有多少人栽在朋党之争里?多少人今天还是宰相,明天就被贬到天涯海角?多少人因为站错了队,连累整个家族?段文昌能安安稳稳走完一生,本身就说明,他有一套过人的为官之道。

这套为官之道,概括起来,大概是这么几点。

一是靠真才实学立身。段文昌不是靠攀附、靠钻营上位的,他是靠一篇篇文章、一次一次政绩,实打实走上去的。所以他站得稳,别人挑不出毛病。

二是知进退、懂分寸。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段文昌拎得很清。他不贪恋权位,该放手时能放手,所以不会因为贪而栽跟头。

三是不卷入无谓的争斗。晚唐的党争,段文昌不是完全置身事外,但他始终守住分寸,不过度卷入,不把自己押在某一个派系上。这样,无论朝堂怎么变,他都能保全自身。

这份为官智慧,段成式是看在眼里的。

他后来做官,身上就有很多父亲的影子:靠本事吃饭,不靠攀附;守得住本分,不贪不恋;不卷入党争,不拿身家性命去赌。

可以说,段成式后来能在晚唐的官场里,稳稳当当走完一生,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父亲留下的这份为官智慧。

父亲走了,路还要自己走

公元835年,段文昌去世。那一年,段成式三十多岁。

对任何一个儿子来说,失去父亲,都是一件很沉重的事。尤其对段成式来说,父亲既是靠山,也是引路人。父亲的离世,意味着他从此要独自面对这个动荡的时代了。

那一年年底,段成式带着家眷,离开成都,回到长安。

回到长安,住进修行里的祖宅,他大概会有一种“从此要靠自己”的感觉。

父亲留给他的,不是一个可以永远依靠的庇护,而是一套立身的本事、一份做人的底线、一种处世的智慧。

这些,比任何家产都值钱。

往后的几十年,段成式就是靠着这些,一步一个脚印,走完了他自己的一生。

他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他用自己的方式,把父亲传下来的家风,又往前传了一代。

段文昌的“平蜀”与从相到镇的为官路

我们讲段文昌,还要讲一件他任上的大事,那就是“平蜀”。

段文昌一生,最重要的一段政绩,是在蜀地。

他曾出镇剑南西川。蜀地,是唐代西南的重镇,地位极其重要。段文昌治理蜀地,颇见才干。后来蜀地有事,朝廷又派他去处理。他用了手段,也用了耐心,把蜀地治理得妥妥帖帖。

所以,史料里说,段文昌“深得蜀人之心”,在蜀地声望很高。

这也是为什么,段成式会和蜀地有那么深的渊源——他出生在蜀,后来又两度入蜀,跟着父亲在成都生活了不短的日子。

可以说,蜀地,既是段文昌施展才干的地方,也是段成式出生、成长的故乡。

段文昌这一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从“相”到“镇”。

他做过宰相,位极人臣;后来又被派出去,到地方做节度使。从中央到地方,几起几落,他都能适应,都能干得好。

这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有的人,当得了宰相,当不了地方官;有的人,只会做地方官,到了中央就懵了。可段文昌,既能居庙堂之高,又能处江湖之远,两头都干得风生水起。

这份“能上能下”的适应力,段成式也继承了。

他后来做官,也是从京城到地方,再从地方回京城,来回奔波,却始终稳当。这份稳当,就带着父亲段文昌的影子。

父子的“为官底色”为什么如此一致

我们再往深里想一想:为什么段成式和段文昌,为官的底色,会如此一致?

我想,最根本的原因,是家风。

段文昌做官,靠真本事,不靠钻营;段成式做官,也是如此。

段文昌做官,知进退、守分寸;段成式做官,也是如此。

段文昌做官,不卷入无谓的争斗;段成式做官,同样躲开了党争的是非。

这一条条,几乎一模一样。

这不是巧合,而是段文昌把自己一生的为官之道,言传身教,传给了儿子;段成式耳濡目染,把这些都学了下来,变成了自己的行为准则。

家风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传下来的。

它不是写在墙上的条文,而是长辈怎么做,晚辈看着、学着,就一代代传下来了。

段文昌用一生,活给儿子看,什么叫“正派的读书人该怎样做官”。

段成式接过了这根接力棒,也用一生,活出了同样的样子。

一个家族,能几代都出正派、能干、守得住本分的人,靠的,就是这份代代相传的家风。

而这份家风,也正是我们读段成式、读段家时,最值得细细品味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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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声明】 本文为《段成式传》连载章节,属文史考据类原创内容。稿件由本人以 AI 辅助整理史料初稿和部分图片的制作,再经本人逐条考据、校订与改写后发布,非 AI 直接生成,非新闻报道。

段成式的家世、生卒、官历、著述及史料出处,均以正史与相关古籍为准,凡涉争议之处以学界通行说法为据。个人解读仅代表本人观点,供交流参考;如与权威考据有出入,欢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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