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元旦，上海，陈诚与谭祥举行婚礼。宾客眼中，这是军界新贵与名门女子的结合，可在婚礼背后，却压着一桩没有彻底了结的旧婚姻：陈诚的原配吴舜莲，仍住在浙江陈家，并没有真正从这个家庭中消失。
这段婚姻始于包办。陈诚21岁时，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尚未找到合适职业。吴舜莲出身耕读之家，陪嫁丰厚，后来陈诚赴杭州求学，所需费用也曾由她承担。婚姻起点并不寒酸，问题出在两人的性情和人生方向，很快拉开了距离。
陈诚后来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炮兵，又投身广东革命阵营，军务越来越重。吴舜莲留在家乡，夫妻聚少离多。1924年秋，陈诚父亲病重，他甚至未能及时赶回，直到老人去世后才匆匆返乡。对吴舜莲而言，这种长期等候并非单纯的寂寞，更夹杂着被冷落的屈辱。
一次争执后，吴舜莲以剪刀刺伤颈部，幸被路过的郎中救下。关于争执原因，后来的记载并不一致，有说法认为与夫妻关系有关，也有说法称她曾劝陈诚不要南下。可以确定的是，这场变故使两人的婚姻陷入难以修补的裂缝。
陈诚曾动过留在浙江的念头，友人杜伟回忆，他一度希望谋得警界职位，但事情并未如愿。军人道路已经把他推向广东，家乡的责难也没有改变他的选择。吴舜莲的哥哥吴子漪曾写信斥责他，言辞十分激烈。陈诚此后更加少回故里，并立下不成名便不还乡的念头。
1928年前后，陈诚在军事系统中逐渐得势，婚姻问题也重新摆到面前。吴家起初坚决反对离婚，双方只得通过中间人协商。后来形成的办法，是允许陈诚“加娶”，但吴舜莲仍保留原有妻子的名分，并签下字据，相关文件还被存入上海的保险箱。
这种安排符合旧式家庭“重名分、讲后嗣”的观念，却无法解决夫妻感情已经破裂的事实。陈诚若要迎娶新妇，便必须面对吴舜莲的处境；吴舜莲若答应退让，也只能尽力为自己争取居所和生活保障。两边都清楚，这不是和解，而是对现实的妥协。
蒋介石和宋美龄为陈诚撮合的对象，是谭祥。谭祥为谭延闿之女，被宋美龄认作干女儿，曾留学美国，受过新式教育。两人交往后，书信往来频繁。婚期原定于1931年，因九一八事变及军务安排推迟，直到1932年元旦才在上海成婚。
谭祥婚前提出的条件很直接：陈诚必须处理清楚第一次婚姻，并拿出文字凭据。陈诚明白，“加娶”虽能绕开旧俗，却难以让受过新式教育的谭祥接受。于是，他请吴子漪和杜志远出面劝说吴舜莲。
吴舜莲最终同意正式离婚，但提出两项要求：继续居住在陈家，去世后葬入陈家坟山。陈诚答应下来，并给出十万元生活费用。她在离婚文书上签字、按印，婚姻关系由此结束，但她与陈家的联系并未立即断开。
1934年，陈诚带谭祥回浙江省亲。吴舜莲当时仍照料陈诚母亲，陈诚担心两人见面尴尬，谭祥却称她为“姐姐”，没有当众争执。这个称呼看似简单，实际是在维护彼此体面，也让陈家族人较容易接受这位后来者。
省亲后，谭祥提出将吴舜莲安置到县城。陈诚给吴子漪一笔钱，由他为妹妹修建住房，吴舜莲随后搬离陈家。此事处理得并不轰烈，却把长期纠缠的家庭关系划出了一条边界。谭祥没有直接逼迫，而是借助亲属关系完成了安排。
抗战时期，陈诚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湖北省政府主席等职，军务繁重。1943年鄂西会战期间，谭祥带着孩子留在恩施。局势紧张时，她本准备撤往重庆，石瑛赶来劝阻：“你不能走，司令夫人一走，人心就乱了。”谭祥随即卸下行李，选择留下。
同年10月，陈诚在昆明突发呕血，病情一度危急。谭祥没有因医生众多便频繁更换方案，而是坚持由倪葆春诊治。陈诚后来回忆，若当晚谭祥不在身边，后果可能十分严重。她不只处理家务，也在关键时刻承担了判断责任。
1948年，陈诚被派往台湾筹备后方，谭祥主动随行。陈诚后来担任台湾方面的“行政院长”和副总统，谭祥则多参与妇女与救济事务，较少介入政治。与此同时，陈诚也派人把吴舜莲接到台湾，为她安排住处。谭祥逢年过节带子女探望，仍称她为“大姐”。
陈诚与谭祥共生育四子两女。1965年3月5日，陈诚因肝癌病逝，谭祥继续负担吴舜莲的生活费用，直到1978年吴舜莲去世。1989年，谭祥因脑溢血离世，享年83岁。七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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