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7年，广西柳州、平乐、庆远相继告急时，湖南湘乡籍将领蒋益澧正在家中赋闲。很少有人想到，这个曾被曾国藩冷落的湘军旧部，后来会成为平定广西、收复浙江，并出任广东巡抚的一方大员。
蒋益澧早年加入湘军，师从罗泽南。罗泽南治军严整，识人极准，李续宾和蒋益澧都是他十分倚重的部将。两人一文一武，各有长处，却因性情不合，彼此关系并不融洽。
蒋益澧打仗有一股狠劲，临阵敢冲，决断也快。问题同样明显，他性格刚急，不太讲究周旋和退让，在军中容易得罪人。湘军将领重视私人情谊与上下协调，这种性格，往往比一场胜仗更容易影响仕途。
罗泽南战死武昌后，曾国藩把他的部队交给李续宾统领。蒋益澧虽在湘军攻取武昌时立有战功，却清楚自己不受重视，于是借故请假回乡。曾国藩很快批准，没有挽留。
这件事颇能说明蒋益澧的处境。他不是没有能力，而是没有得到曾国藩的信任。曾国藩看重稳重、服从和善于协调的人，对蒋益澧这样的悍将，自然既欣赏战力，又担心难以驾驭。
“能打仗，不等于能处置军务。”
“可没有敢打的人，军务也难有结果。”
1857年，广西局势恶化，劳崇光向湖南巡抚骆秉章求援。骆秉章采纳左宗棠的意见，请赋闲在家的蒋益澧出山。蒋益澧从湘乡招募一千五百人，又统率骆秉章拨给的三千七百名永州绿营兵，迅速南下。
兵力不过五千余人，对手却声势浩大。蒋益澧没有四处设防，而是集中力量寻找主力，连续出击。仅仅一个多月，广西多处被攻占的城镇便相继收复。战报送到朝廷后，咸丰帝将他擢升为道员，并加按察使衔，留广西候补。
有意思的是，胜利并没有立即改变官场对他的看法。1859年，广西会党势力重新活跃，向灌阳一带推进，并与其他武装合流，兵锋逼近桂林。蒋益澧率军驰援，途中却遭到广西学政李载熙参劾，被指责“贻误战机，冒饷贪功”，按察使衔也被革去。
这类处分，对一名正在前线行军的将领而言，打击相当直接。蒋益澧没有停下来申辩，赶到桂林时，对手因惧怕他的声威已经撤退。他继续追击，先后收复昭平、平乐、浔州等地。战事结束后，朝廷不得不恢复他的按察使职衔。
左宗棠看中的，正是这份不计毁誉的办事风格。左宗棠组建楚军后，特意向骆秉章请求调蒋益澧入部。《清史稿》评价他“少戆急”，并记载曾国藩、胡林翼对他“不满”，唯独左宗棠“特器重”。两人的性格，都有强硬的一面，因此反而能够彼此理解。
1862年，左宗棠任浙江巡抚，向朝廷举荐蒋益澧为浙江布政使。蒋益澧再次回乡募兵，招得八千人，随后经广东获得军械粮饷，开赴浙江战场。在兰溪裘家堰，他与刘典协同作战，击败太平军李世贤部，李世贤一度险些被擒。
蒋益澧的价值，并不只在战场上。太平天国战争给浙江留下严重创伤，地方赋税、漕运、河道、海塘和治安都亟待整顿。蒋益澧署理浙江巡抚后，没有把精力全部放在追剿残部上，而是着手处理战后秩序。
他疏浚湖汊，修筑海塘，清剿枪匪，核减漕粮，酌情裁减关税；同时恢复书院，兴办义学和善堂。商人和农民逐渐回归，地方生产慢慢恢复。《清史稿》称东南各省善后之政，“以浙江为最”。这句评价，分量不轻。
凭借浙江政绩，蒋益澧于1866年接替郭嵩焘出任广东巡抚。到任后，他裁减关税四万两，撤去大批收税丁胥，并设法维护中国商人的利益。这些措施触动了旧有利益，反对声很快聚集起来。
1868年，两广总督瑞麟与闽浙总督吴棠联名弹劾蒋益澧。朝廷以其“任性不依例案”为由，连降两级，以按察使留任广东，随后他又被调离广东。蒋益澧对官场周旋本就缺乏兴趣，遭此挫折后，以身体有病为由回乡闲居。
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朝廷准备应对海疆危局，蒋益澧奉命复出。然而他赶赴北京后病情加重，医治无效去世，年仅五十岁。朝廷追复其官职，赐谥“果敏”。
“果”是果断，“敏”是敏捷。这个谥号，恰好概括了蒋益澧一生：战场上反应迅疾，处置政务不拖泥带水；只是同样的锋芒，也让他屡屡与官场的规矩和人情发生冲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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