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4月，上海《申报》刊出一则看似寻常的启事：请“伍豪兄”于5月5日到北四川路新亚酒店见面。时间、地点、称呼都写得很具体，却没有说明来者身份。对普通读者而言，这不过是一条私人寻人消息；对熟悉中共隐蔽战线的人来说，“伍豪”二字，分量完全不同。
“伍豪”是周恩年少时期使用过的化名。1919年，周恩来参加天津学生运动，并参与组织觉悟社。社员为便于活动，常以代号相称。周恩来抽到“五号”，便取谐音“伍豪”。这个名字后来长期出现在文字工作和秘密联络中，却很少作为公开身份使用。
因此，报纸上的启事一经刊出，便引起了高度警惕。因为四年前，国民党方面也曾借“伍豪”之名制造过一场风波。
1932年2月，上海多家报纸连续刊登《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声称周恩来等二百四十三名中共干部脱离组织。这是一次有针对性的舆论攻击，目的在于动摇中共内部关系，并让周恩来的亲友误以为他已经改变立场。
中共中央很快作出澄清。3月4日，中央苏区以公开声明说明，周恩来虽曾使用“伍豪”这一笔名，但从未以此名义发表所谓脱离共产党的启事。谣言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却让“伍豪”这个名字更加为国民党特务机关所熟知。
有意思的是，1936年的寻人启事，虽然仍然由国民党特务系统策划，却不再只是造谣。它背后出现了新的政治需求。
当时，日本侵略势力已经越过东北，继续向华北施压。1935年，国民政府与日方交涉后形成“何梅协定”，河北、察哈尔等地的政治军事活动受到明显限制。华北局势紧张，南京方面承受的压力不断增大。
蒋介石长期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把主要军事力量用于对付红军。但到了1935年至1936年，形势正在逼迫他重新盘算。日本步步紧逼，国内抗日呼声上升，单靠军事围剿已经难以解决全部问题。与共产党接触，至少可以摸清对方的态度，也可能把对手纳入南京政府主导的抗战框架。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南京方面注意到了这份文件。蒋介石虽然没有立即接受中共提出的政治条件，却意识到其中包含谈判空间。
问题在于，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已经转移到陕北，双方隔着严密的军事封锁，公开接触几乎不可能。陈立夫等人于是把任务交给中统重要人员张冲。张冲对外使用“黄毅”这个名字，既熟悉国民党内部事务，也有较强的谈判能力。
张冲知道周恩来曾用“伍豪”，便采取了最直接的办法，在上海报纸上登启事。有人问他：“如果周恩来不来呢？”张冲明白，这种联络本来就不能指望当面回应，重要的是把信号送出去，观察中共会不会以其他方式答复。
周恩来没有出现在新亚酒店，但中共很快给出了政治回应。1936年5月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表示愿意同一切进攻红军的武装力量停战议和，共同抗日。
这份通电没有点名张冲，却比一次秘密赴约更清楚。它表明，中共愿意谈判，但谈判的基础必须是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而不是被单方面收编。
联络并未因此中断。1936年7月，张冲又在香港报纸上刊出启事，寻找“叔安”。这个化名对应的，是长期从事隐蔽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的潘汉年。
潘汉年此前在莫斯科活动时，曾与南京方面派出的邓文仪接触。邓文仪向他透露，今后到香港后要留意报纸上的暗号。于是，潘汉年看到启事后，按照约定前往九龙酒店，与化名“黄毅”的张冲见面。
这次会谈后来被称为“潘张会谈”。两人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私人会面，而是国共两党在长期对立后建立的一条秘密沟通线。双方谈到停止冲突、共同抗日以及两党关系等问题，也分别把对方的条件和态度带回本方。
1936年8月9日，潘汉年回到陕北，向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汇报会谈情况。中共方面由此判断，蒋介石内部并非没有分歧，他主动寻找中共，说明抗日压力已经影响到南京的战略判断。但这并不等于双方已经建立信任，军事围剿和政治谈判仍在同时进行。
半年后，局势骤然转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押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张冲作为蒋介石的随行人员也被扣留，原有的国共秘密联络一度中断。
在各方斡旋下，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前往西安。经过谈判，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转向抗日，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蒋介石与周恩来会面时曾说：“恩来，你来了，你还是黄埔的好同志。”这句话既有旧日师生关系的影子，也透露出国共关系即将改变的复杂背景。
所以，1936年的“寻找伍豪”，既是一次试探，也是一次联络。蒋介石确有把中共纳入其政治军事体系的打算，但日本侵略扩大后，联合抗日又成为他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选择。启事没有找到周恩来本人，却促成了潘汉年与张冲的接触，并最终为西安事变后的国共合作留下了谈判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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