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鹗读书时涉猎广泛但不喜八股，多次创业均失败，思想也有矛盾之处|光绪|刘鹗|晚清|梁启超|罗振玉|铁云藏龟

在晚清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巨变”时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无不思考如何在这个巨变时代进行改变自我甚至是改革国家政治以适应这个新时代，也因此出现了很多名人搅动时代风云。刘鹗（1857年10月18日——1909年8月23日）就是其中之一。

刘鹗是一位晚清奇人，他的一生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评论各异，或论其书，或论其人，各有依据，各有见解，褒贬不一，毁誉不一，盖棺也未能定论。其人如果用一个字形容的话，那就是：乱。

年少之乱

刘鹗生于咸丰七年九月初一（1857年10月18日）星期日，是清末小说家。谱名震远，原名孟鹏，字云抟、公约。后更名鹗，字铁云（刘铁云），又字公约，号老残。署名“洪都百炼生”，寄籍山阳（今江苏淮安区）。其一生博学多才，于文学、水利、算学、金石诸领域皆有建树，堪称通才式学者。

在兄弟姐妹之间，刘鹗最小，聪慧异常，四岁时跟随二姐学认字，很早就能背诵《唐诗三百首》，后来他曾回忆道：“阿姊停针每见怜，小时指授绣灯前。而今此卷犹传世，回首沧桑四十年。”

刘鹗性情脱略，不尚规矩，又不肯循规蹈矩获取功名。刘鹗四子刘大绅《关于〈老残游记〉》中说：“先君年少时，负奇气，性豪放，不规矩于小节。”

刘孟鹏

年少的刘鹗待人亲善、无等第观念，常以官宦人家子弟的身份侧身于贩夫走卒之间，甚至敢于光臂赤膊，高擎龙头，欢舞在龙灯队伍的最前列，淮安人称他“刘二乱子”，乱了世俗的规矩，乱了封建的礼法，乱了人们千百年来的传统观念。

刘鹗曾经两次到南京参加乡试，但都漫不经心，特别是光绪十二年（1886年）第二场乡试，还未考完就主动放弃了。这在封建社会特别其父亲当年还是进士出身并为官多年的情况下，不得不算一个异类。

刘鹗自小就不喜欢八股之学，反而对杂书杂说更感兴趣，受家庭特别是其父刘成忠的影响，对治河、算学、乐律、医学、兵法、词章等均有涉猎。

年少时刘鹗这些不同寻常之乱，为他后来多方成就反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句话，刘鹗年少之乱，是乱了规矩，乱了礼法。但也正是如此，才有后面的奇人怪人妙人刘鹗刘铁云。

生活困顿之乱

光绪十年（1884年），刘鹗父亲刘成忠病逝，意味着刘鹗养尊处优无忧无虑生活的终结，从此必须为自己的衣食开始奔波劳碌了。

刘孟鹏

刘鹗也尝试过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光绪十二年（1886年）去江宁（南京）参加乡试，“未终场即弃去”。既然去应试了，而且是两次，不能说刘鹗对官场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尤其父亲刘成忠（1818年——1883年）进士及第并为官多年，其父刘成忠于咸丰二年（1852年）中进士后在京为官，刘家遂安家于北京。咸丰十一年（1861年）至光绪三年（1877年），刘成忠在河南为官，其间仅于同治六年（1867年）回江苏丹徒守制。刘鹗在此期间随父客居河南，直至光绪二年（1876年）20岁时，返南京应江南乡试，不第。这种封建士大夫制度及思想不可能对他没有一点儿吸引力，后期刘鹗多次提及为儿子们捐官之事，可窥其内心一斑。至于当时刘鹗为什么放弃，鲜有资料提及，仍然值得探讨。

在大哥刘渭清的支持下，在山阳（今江苏省淮安区）南市开了一家烟店，卖关东烟叶。用“八达巴菰”为店号；时人怪之，不解其意。但刘鹗只管钻研学问，把店面全权托付雇佣之人，年底关帐，几乎本利全空，“年终肆资折阅几尽”，第一次生意便折戟沉沙。后又在河下开过药店，资料不详。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很快便关张了。

一家人口要养，刘鹗只好另寻发家之路。

当时太谷学派（又称泰州学派）影响很大，对天马行空的刘鹗很有吸引力，于是便去扬州寻访学派传人李光炘（龙川），顺便投亲，因为刘鹗二姐嫁给了扬州卞氏。

凭借从父母那儿所得一些岐黄之术，也有不少医书所得，此间在扬州木香巷挂牌行医，“悬壶为人治疾，依然门可罗雀”，一无资历，二无名气，又在陌生的城市，生意冷清亦是自然，不久便自行关张。

事实上其家人也大多不赞成刘鹗行医，他在一封致朋友的信中提到，“惟家母以下以及舍亲王氏昆仲，皆不以弟行医为然，皆意弟仍在宦途研求生发也。”

刘孟鹏

虽然前面已经有了几次失败，但刘鹗是个聪明伶俐的人，也不服输，又善于捕捉商机。光绪十三年（1887年），刘鹗决定去上海闯荡一番。八月开设了石仓书局，为当时国内第一家石印，采用西方技术印刷书画图贴等，生意一时红火。

非常可惜的是，当时刘鹗仍然忙于学问等事，将生意完全交给三姑儿子卞子新打理，被其偷卖图书，直至卷款而走。“因戚属盗售印，致讼累”，在刘鹗母亲朱太夫人施以援手之后，第二年“讼解，书局败，回淮安”。

经商生活是屡次失败，对刘鹗打击很大，尤其是这次书局一事，开端很好，希望满满，最后还是一败涂地。古时讲究三十而立，现在不仅没有成功，还连累母亲动了养老钱解救自己，刘鹗是苦不堪言。

此时刘鹗已经有了一妻二妾三子二女，为了一家人生活，恐怕还是要奋力前行。

这次刘鹗暂时放弃了经商的念头，准备另寻出路。时逢郑州黄河决口，一年多都没有抢救合龙，多位大员因此被“摘去花翎顶戴”。刘鹗“慨然欲有所试，以同知往投效于吴恒轩中丞。中丞与语，奇之，颇用其说” 。

吴恒轩（吴大澂）其时也是刚到任不久，对河道治理一窍不通，正一筹莫展。刘鹗建议“筑堤无善策，镶埽非久计，要在建坝以挑溜，逼溜以攻沙，溜入中洪，河不著堤，则堤身自固。”也就是“筑堤束水，束水攻沙” 的办法。

吴大淳

得到吴恒轩认可后，刘鹗便“短衣匹马，与徒役杂作，败同僚所畏惮不能为之者，悉任之。声誉乃大起”。也显示了他与常人之不同。决口顺利合龙，吴恒轩受到朝廷嘉奖，实授了河道总督，也为刘鹗请了功。不过，当时刘鹗把功劳让给了大哥刘孟熊。

这次治河成功，是刘鹗事业的良好开端。同时，治理黄河也是他实现自己“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目标。刘鹗一生所做的大事，唯这次治河没有非议。

光绪十七年（1891年），刘鹗被山东巡抚福润咨送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考验，以知府任用。此后便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买办生涯。

戊戌变法时的思想之乱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发生了“戊戌变法”和“戊戌政变”，在这个维新变法大事件上，刘鹗的思想有点混乱，左右摇摆。此时的刘鹗已经不再是无名之辈，虽然没有实授官员，但因为大买办身份，那些外国洋人甚至驻华使节所到一处不知地方督抚，只知刘鹗一人。

刘鹗最早与梁启超什么时候所识，没有资料可查，但梁曾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和了刘鹗《春郊即目》一诗，中有“漏卮真成西风岸，百孔千疮无底愁”之句，与刘鹗对人生和时局的看法比较一致。其时《京城保国会冒名记》中确有记录刘鹗之名，实证他参与了维新运动。

刘孟鹏

刘鹗之子刘大绅在《关于<老残游记>》中曾记一事，变法者刑部部曹赵子衡“拟上书言事，以其文取决于先父。先君曰治国莫重于养民，为政莫先于立本，今欲上书，当由此立言。”宋伯鲁在戊戌变法中被称为“帝党、维新派结合之枢纽”，梁启超、康有为正是通过他不断向光绪帝呈送变法奏本的。其被捕后曾写信求救于刘鹗，这在《抱残守缺斋日记》中有详细的记录。传说刘鹗与谭嗣同、大刀王五也有过交往，他们哪个不是维新之人？

后来刘鹗写有《芬陀利室诗存・题叶鹤卿蝴蝶帐沿》一诗，最后明确注明：“此戊戌暮春作也，后惧有文字之祸，偶有所得，随即弃去，不留稿矣！”如果刘鹗与戊戌变法无关，此时为何如此惧怕？

然又有记载断然否定了刘鹗之维新举动。其儿子刘大绅说，“先君素不赞同保皇党，谓其行动为本末倒置”。刘鹗在致黄葆年信中曾言，“民困则思乱，迩者又有康、梁之徒出而鼓荡之，天下殆哉岌岌乎。”

刘孟鹏

如此，对于戊戌变法，刘鹗到底是赞成还是反对，还是只有同情？亦或许是赞成维新，却不屑保皇？至今也是谜也。

不过，虽然刘鹗已经受到很多洋人朋友口中的西方工业革命巨大影响，但其承受了几千年的封建教化仍然没有破茧，在如此巨大的社会激荡过程当中，难免有些踟蹰，只是瑕疵一点，不能用今天的认知苛求于他。这一点，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之处。

朋友之乱

刘鹗性情豪爽，一生走南闯北，涉足多个领域，结交朋友很多。

上通达官贵人

在兴办实业的圈子里，刘鹗的起步受益于其父亲的影响，但后来事实证明，他在朝廷上下的交往远超其父，可以说游刃有余，如鱼得水。

刘鹗在高层当中的人际关系有晚清重臣李鸿章、奕劻、王文韶、徐郙等人。不过，这些人身居高位，掌握着最高政府权力和资源，他们都是刘鹗可望而不可及的，怎么办？曲径通幽，刘鹗通过与他们手下官员及幕僚交往，逐渐打通了关系。刘鹗曾当面说李鸿章“你若说我是小汉奸，你便是大汉奸”，如此可见关系非同一般。

通过他们，刘鹗拿下了不少需要清廷审批的路矿项目。

刘孟鹏

下友各种才俊

年轻时，刘鹗再次拜访太谷学派传人李光炘（龙川），第三次便要拜师。而太谷学派遴选传人条件苛刻，非一般人可达。然李刘二人畅谈半日，意趣相投，李光炘终于收了刘鹗为徙，实为传人。刘鹗后来的养天下思想实践中，很大一块便是养了太谷一派，资助不菲。

可以这样说，刘鹗找到并投身太谷学派，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思想升华，从此他有了理想，有了希望。

刘鹗在太谷学派中来往密切的主要有黄葆年、乔树柟、毛庆蕃（后也是儿女亲家）。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刘鹗也结交了一批有共同爱好、志趣相投之人，如罗振玉、梁启超、姚松云、马建忠、方若、宋伯鲁、狄楚青、沈荩、陆树藩等。

刘鹗曾在日记中评价自己的好友：“予生平知己，姚松云第一，马眉叔第二。”马眉叔即马建忠。

在刘鹗的朋友圈中，相处较长且关系紧密的当数罗振玉，而且还是儿女亲家。罗振玉后来在甲骨文方面成为大伽，实乃受了刘鹗的影响并在开始时受到了刘鹗的资助。刘鹗的《铁云藏龟》也是在罗振玉的鼓动和帮助下编印成册的。不过，后期刘罗二人关系僵化，少有来往，其中缘由值得商榷。

外达洋人朋友

刘鹗后期的朋友，洋人居多，如罗沙第、沙彪纳、哲美森等，这些人名频繁出现在他的日记中。

刘孟鹏

洋人朋友中，又以日本人居多，正如一家日本报纸所说，刘鹗“和日本人的交往非常广，有不少日本人蒙他照顾。”

日本朋友主要有西村天囚、牧放浪、西村博、郑永昌、小田切万寿之助、中岛裁之、山田纯三郎等人。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日籍朝鲜人郑永昌。刘鹗被捕之后，郑永昌两次鼎力救助，虽未果，但终显两人关系之深厚。

寒波先生在《老残遗恨・后记》中所言，"刘鹗在小说写作上一举成名，事业亦煊赫于一时。他以布衣之身，却能外连洋人，内通王侯将相，呼风唤雨，神通广大。洋人往往只知刘鹗，而不知有地方巡抚；毎到一地，外国领事待如上宾，朝廷亲王、军机大臣、提督军门中也有人为刘鹗奔走效劳。”这也是刘鹗被人诟病甚至骂为汉奸的主要原因。因担任英国福公司买办，他被时人斥为“汉奸”，但他自认是维护主权、利在百世的策略。‌‌他认为“国无素蓄，不如任欧人开之”，用外国资本和技术发展经济是强国之路。

经过研究，刘鹗虽为买办，但其竭力维护主权，他曾在上奏朝廷的文书中说：“我国今日之患，在民失其养。一事而得养者十余万人，善政有又过于此者乎？况有矿必有运矿之路，年丰谷可以出，岁饥谷可以入，隐相酌剂，利益于农民者，更不知凡几。我国出口货值，每不敌进口货之多，病在运路不通。运路既通，土产之销场可旺，工艺之进步可速。倘能风气大开，民富国强屈指可计也。而开矿实为之基矣……。兵力所得者，主权在彼；商力所得者，主权在我，万国之公例也。”其中“主权在我”四字赫然醒目。

学术之乱

刘鹗在学术上的成就那真是五花八门，而且多有突出传世之作。

先说一下《老残游记》，此为刘鹗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小说。仅此一书，便被胡适、王国维、林语堂、鲁迅等极力推崇，成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现已被列为世界名著。他大胆揭露“清官误国”，指出“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批判比贪官更可怕的酷吏政治。书中塑造了两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清官”形象：玉贤这位曹州知府一年内用“站笼”酷刑处死两千多人，连酒后发牢骚的小店主儿子都不放过。什么叫“宁可错杀一千”？玉大人用实际行动给示范！刚弼：这位“清廉得格登登”的官员，仅因发现魏家家人行贿，就认定寡妇贾魏氏是凶手，差点制造一起凌迟冤案。清官？分明是“清”字头刽子手！玉贤谐音“毓贤”，暗指清末山西巡抚‌毓贤‌。他早年任山东曹州知府时，以酷刑滥杀闻名，曾在短短几个月内站笼站死两千多人，民间称“屠户”。刚弼谐音“刚愎自用”的“刚愎”，暗指晚清兵部尚书‌刚毅‌。他同样刚愎自用、草菅人命，倚仗自己不贪钱就任性妄为，枉杀无辜。‌‌其在小说中对义和团和革命派进行攻击，视其为“乱党”，暴露了他维护清王朝的改良主义立场。‌‌

《铁云藏龟》‍

再说收藏，刘鹗真是达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他曾在《自嘲》一诗开头说道，“铁公好古如好色，鉴赏宽宏如深刻。”其藏品主要有这样几类：商太卜藏龟，秦汉印章，三代古玺銶，周、秦、汉三朝瓦当，宋拓碑版，唐宋名人书画。其中最为重要也是大家略有所闻的便是他对刻有甲骨文的龟甲兽骨的收藏。甲骨文的收藏和研究以及编印成册的《铁云藏龟》，对甲骨文的研究作用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之后陆续刊印了《铁云藏陶》、铁云藏货》、《铁云藏印》，打破了过去文人私藏的习惯，把自己呕心沥血花费巨大的藏品公示于众，给大家一个学习研究的机会，实乃大胸怀。

此外，刘鹗在河工、医药、音律、算学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河工方面，写有《治河五说》《三省黄河全图》《历代黄河变迁图考》《河工禀稿》。医学方面著有《温病条辨歌诀》《要药分剂补正》《人寿安和集》《老残医记》。音律方面，曾为其琴师张瑞珊先生刊刻了“十一弦馆琴谱”，还刻有“抱残守缺斋手抄琴谱”（现存残稿）。算学方向著有《弧角三术凡例》、《勾股天元草》。

身份之乱

刘鹗在世之时，对他的评价便是褒贬不一，直至今天，研究者都仍然在挖掘其思想和行为上的各种佐证，以期对其作出客观的评价，但仍然是莫衷一是。

目前已知的评价列举如下：小说家、文学家、收藏家、文字学家、艺术家、诗人、音乐家、医生、企业家、数学家、水利专家、慈善家、甲骨文学家、印学家、碑版学家、书法家、钱币收藏家、金石学家、训诂学家、旅行家、改革家、太谷学派研究家。此外尚有：洋务派、保皇派、政治家、新式工商实业家、晚清新型知识分子、反动政客、汉奸……真是众说纷纭，奇论怪现，“盖棺”百余年也没有定论。

刘鹗的思想矛盾，核心是‌身处晚清巨变中的“过渡型”知识分子，既想用西方实业救国，又摆脱不了传统士大夫的立场‌，这种撕裂贯穿了他的一生。刘鹗的思想矛盾不是个人性格的缺陷，而是‌晚清社会新旧交替的缩影‌。他既想拥抱现代文明，又无法彻底挣脱封建传统，最终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落得个“汉奸”骂名和流放新疆的悲剧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