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南京九华山玄奘寺，几块写有日本战犯姓名的牌位被曝光，迅速引发舆论震动。牌位上的松井石根、谷寿夫、田中军吉、野田毅，都是南京大屠杀相关审判中被确认负有责任的战犯。
这件事之所以刺痛人心，不只是因为寺庙供奉了战犯，更因为地点在南京，距离遇难同胞纪念设施并不遥远。玄奘寺原本承载着佛教文化、舍利供奉和历史记忆，却出现了如此严重的管理失误，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要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能只盯着那几块牌位，还得看看玄奘寺的历史源头。
玄奘法师圆寂于唐高宗麟德元年，也就是664年。他留下的顶骨舍利，后来几经迁徙。北宋时期，陕西紫阁寺渐趋荒废，南京天禧寺僧人可政担心玄奘舍利失于战乱，便将部分舍利迎至南京供奉。
明代，天禧寺改称大报恩寺，玄奘舍利曾在寺内受到尊崇。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大报恩寺遭到严重破坏，相关遗物一度湮没。直到20世纪40年代，大报恩寺遗址施工时，玄奘顶骨舍利才重新被发现。
问题也由此变得复杂。
1943年，南京处于日本占领之下。日方在大报恩寺旧址筹划建设神社，施工时发现了装有玄奘顶骨舍利的石函。玄奘不仅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也受到日本佛教界推崇。日方发现舍利后，便打算将其带往日本。
汪伪政权并非真正掌握局势，却试图借此保留一点“文化保护”的外表。据史料记载，经过交涉，部分舍利被留在南京，大部分则被送往日本。1943年11月，汪伪方面又在九华山修建砖塔，作为供奉玄奘舍利的场所，这座砖塔后来成为玄奘寺历史上的重要起点。
有意思的是，这座寺庙的早期形成，确实带有特殊的时代烙印。但“由汪伪时期修建”与“寺庙天生带有汉奸基因”并不能简单画上等号。建筑会留下历史痕迹，管理者却是后来的人，二者必须分开判断。
日本方面带走的舍利，后来分别供奉于东京增上寺、埼玉县慈恩寺以及奈良药师寺等处。新中国成立后，关于舍利归属和返还问题，曾有过多次交涉。1955年，日本方面将一部分舍利转交台湾地区，台湾玄奘寺由此与这段历史发生联系。
南京保留下来的舍利，后来经过妥善保存和分藏，部分供奉地点也曾调整。1973年，南京方面将相关舍利移至灵谷寺。2003年，南京市有关方面在九华山旧址重建玄奘寺，寺名沿用至今。2004年，该寺还被列入南京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这就更显得2022年的牌位事件格外荒唐。
玄奘寺并非普通民居改成的佛堂，它既有佛教文化属性，也有抗战历史背景，更处在南京这座承载民族苦难记忆的城市。这样的场所，供奉对象、宗教活动和日常管理，本应经过严格审查。
据公开调查信息，涉事人员以“吴啊萍”署名，在寺内设置了四名战犯的牌位，并进行祭拜。寺方工作人员没有履行审核和管理责任，相关人员随后被处理，寺庙也接受整改。这里面是否存在其他动机，应当由调查结论说明，不能靠猜测，更不能把未经证实的说法当成事实传播。
但有一点很明确：佛教讲究慈悲，并不等于抹去历史是非；宗教场所强调超脱，也不意味着可以对战争罪行视而不见。
南京大屠杀发生于1937年12月。松井石根作为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对南京战事及其后果负有重要责任；谷寿夫所部在南京及周边实施了严重暴行；田中军吉、野田毅则因参与杀人比赛等罪行受到审判。1948年12月23日，四人在南京雨花台被执行死刑。
寺院可以为亡者设牌，但不能把侵略者与受害者混为一谈；可以开展宗教仪式，却不能把战犯包装成值得供奉的人物。玄奘法师西行求法，留下的是求知、译经与文化交流的传统，不是为侵略者寻找精神遮羞布。
一位寺内人员曾被问：“为什么这些牌位能进入寺院？”对方回答含糊其辞。正是这种含糊，暴露出管理上的漏洞。寺庙不是与社会隔绝的空间，特别是在南京这样的城市，任何涉及战争记忆和民族伤痛的行为，都不能用“个人行为”四个字轻轻带过。
玄奘寺的重建，说明历史建筑可以在新的时代获得新的功能；而牌位事件也提醒人们，历史记忆若缺少制度管理，便可能被个别人随意扭曲。寺庙的砖塔可以修复，文物可以分藏，遗址可以保护，唯独对侵略罪行的基本判断，不能被所谓的神秘仪式和宗教名义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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