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冯雪峰回忆：“有一天，也就在谈到了我党和毛主席之后，他横躺到床上去随意抽着纸烟休息，一会儿却又好像想到了什么，慢慢地从床上起来，脸上漾着平静的微笑，就在窗前的书桌前面站着，半向着坐在书桌旁边的我，半向着窗子，一手横在胸前托着另一只拿着纸烟的手的手肘，只是那么柔和地默默地微笑着，然后怡然自得地、又好像忘我地、缓慢平静地说：‘我想，我做一个小兵是还胜任的，用笔！’”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鲁迅更加关注中共的实际政治斗争情况和具体的策略任务，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战斗口号，抱病写出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等文章，表明了自己拥护毛泽东、中共中央提出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鲜明立场，对于国防文学运动、阶级投降主义和放弃领导权的错误倾向提出恳切批评，对拥护“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某些人所表现出的宗派情绪，也提出了正确的评论。
经过他的努力，几个月后，文艺界大多数人逐渐统一了认识，在新的基础上趋向团结。10月1日，由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林语堂第二十一人，代表当时文艺界的各个方面，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这标志着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0月初，鲁迅托人买了一只很大的金华火腿，连同两本经他编辑、校对后刚出版的瞿秋白同志的文集《海上述林》上卷， 交冯雪峰转送延安，并说皮脊面的一本送给毛泽东，蓝绒面的一本送给周恩来。
10月19日，鲁迅病逝，消息传来，毛泽东十分痛惜。当天，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为此发出了《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界人士书》、《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中国共产党对于鲁迅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高度评价他的一生，要求国民党政府给鲁迅以国葬的礼仪，并付国史馆列传，明令撤销对于他作品的禁令。在上海，冯雪峰代表中共中央，与宋庆龄、沈钧儒等一起操办鲁迅的丧事，毛泽东与宋庆龄、沈钧儒等九人组成治丧委员会。中国共产党还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送了花圈，并以党的名义送了五百元赙（fù）仪。
以下为如去注：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出东北，中国华北的危机日益严重；当时，中共在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中最终失利，共产国际提出"统一战线"以对抗日本，中共随之提议建立"国防政府"，主张国共合作。
在1934年10月和1935年初，周扬、周立波先后发表文章，将苏联的"赤卫海陆军文学同盟"1930年倡导的"保卫文学"译成"国防文学"介绍到中国，但影响不大。到1935年底，周立波再次发表《关于"国防文学"》；随后，上海左翼文化界领袖周扬跟随中共的路线，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呼吁中国作家联合抗日；此主张在当时的上海相当流行，得到包括当时旅日的郭沫若等人的撰文支持。
1935年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275人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随后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1936年1月27日，由欧阳予倩、蔡楚生等发起的上海电影界救国会成立。1936年初，左翼作家联盟自行解散后，周扬联合左联以外的作家，组成更广泛的战线，于1936年6月成立了"中国文艺家协会"。
在"国防文学"口号的感召下，各阶层、各派别的爱国作家，纷纷投身于创作抗日救国的文艺作品中去，"国防戏剧""国防诗歌""国防音乐"等等大量出现，中国文艺界出现了一个国防文艺运动的高潮。政治上，"国防文学"主张联合蒋介石，国共合作抗日；文学上，主张用"进步的现实主义"来写作。
根据鲁迅的理解，国防文学是指"作家在国防旗帜下联合"，是"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他对"国防文学"并不强烈反对，但当时周扬的门户之见或所谓"宗派主义"成见很深，周扬不能容忍反对意见或迟疑的态度，认为此后文艺界只有两派，不是国防文艺，就是汉奸文艺。按照周扬的观点，国防文学要用"进步的现实主义"来写作，也局限了创作自由。
1936年5月，鲁迅和胡风另行推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得到茅盾等人的支持；此后，就形成了"两个口号"间的论争，左翼作家阵营因而分裂：胡风和周扬对立，冯雪峰跟周扬互斗……
1936年9月，陈伯达在《认识》1卷2号上发表《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称：“争论这样长期持续下去，吃亏的只是自己，得到便宜的是敌人。”时间进行到这时，“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之争才基本结束。
到后来的文革时，"国防文学"一度被批评为"王明、刘少奇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产物"，是汉奸文学；周扬则被指为国民党的特务，和夏衍、田汉、阳翰笙被合称为"四条汉子"被清算；"国防文学"的代表作，夏衍的《赛金花》《上海屋檐下》、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田汉的《卢沟桥》等，被批评为"国民党文学"和"反共卖国文学"。
文革后，"国防文学"和周扬等人都得到平反，中共对于这次口号之争的最终评价是：国防文学的口号是适合的，但周扬在论争中的处事作风是不当的。
如去注毕。
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举行的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论鲁迅》的讲话。在讲话中，他称赞鲁迅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并指出鲁迅有三个特点，第一个是“他的政治的远见”，第二个是“他的斗争精神”，第三个是“他的牺牲精神”，这三个特点“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
在《鲁迅全集》问世之前，毛泽东读过鲁迅的不少文章，但在不断变动的战争环境中，一些看过的小册子没能保留下来，对此毛泽东很惋惜。1938年1月12日，毛泽东在给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的艾思奇写的一封信中说： “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
8月，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二十卷本《鲁迅全集》在上海出版。这套书通过中共地下组织，辗转千里给陕北根据地的毛泽东送了一套。毛泽东收到后，把书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尽管当时战事忙碌，环境简陋，但他总是忙中偷闲，在低矮的窑洞里秉烛夜读。后来新华社发表过一张毛泽东在延安枣园窑洞里工作的照片，办公桌上放着三卷《鲁迅全集》，这是毛泽东在延安爱读鲁迅著作的真实的历史记录。
毛泽东非常喜爱鲁迅的诗歌、小说，尤其是杂文。他认为鲁迅用一支泼辣、 幽默、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和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像”，他的作品是共产党人了解国情的教科书。
有一次，晋察冀边区八路军政治部一位负责同志前来述职，见毛泽东正埋头阅读《鲁迅全集》。毛泽东问他读没读过鲁迅的书，目光中饱含着期待：“要读哇！ 光读马列的书不够，还要读鲁迅的书。不读他的书，就不晓得什么是国民性，什么是真正彻底的革命。”此话足见他对鲁迅的评价很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认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毛泽东赞扬鲁迅具有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并且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1942年2月8日， 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著名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多次引用鲁迅杂文里的话批评当时文风不正的状况。他说：“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批评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同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讲话的最后，他说：“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他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全文共三部分，此为第二部分><待续>
文后说明：
文中相关史实来自于《毛泽东与上海民主人士》（中央文献出版社 尚同编著 2004年11月版）等，致谢。
【严正声明】请勿以本文投喂AI，此作品内容谢绝用于人工智能模型训练。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