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衣浜遗址在常州古城中的位置
乌衣浜位于常州古城南侧，相传为南邗沟（春秋古运河）的一部分。唐宋时期漕运繁忙，是常州府通往宜兴、湖州等地的重要水道，两岸多豪门望族的府邸。明初汤和改筑新城，乌衣浜逐渐荒废，成为古城南门德安门内的一段河浜。1949年后拆除常州府城墙，用城砖及城墙夯土填没，形成道路。
2025年1—5月，为配合基本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常州市考古研究所对乌衣浜遗址开展考古发掘工作，清理六朝至明清时期遗迹63处，出土各类文物标本上千件，完整揭示了区域内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面貌，是常州城市考古的重要收获。
根据前期勘探成果，将遗址分为南、北两个发掘区。南区位于吊桥路（原新城城壕）北侧，清理明清时期城墙基址、城壕以及唐、五代时期灰沟、宋代水井等遗迹；北区位于原荆溪村周边，发现六朝时期窑址、取土坑，唐宋时期灰坑、灰沟、水井，明清时期建筑基址等遗迹。
发掘南区
发掘北区
城南窑火：汉、六朝时期遗存
乌衣浜遗址未见汉代及之前的文化层或遗迹，仅在部分灰沟底部发现少量汉代遗物。其中一件空心砖残件表面模印有对坐人物、建筑院落、穿璧纹等内容，推测与高等级建筑有关。
汉代画像空心砖
清理六朝时期窑址6座、灰坑4座。窑址均分布于一处生土台地上，平面呈马蹄形，由操作间、窑门、火膛、窑床、窑室和烟道等部分组成，操作间两侧有成排的柱洞，可能存在工棚类设施。部分窑床与火膛之间有砖砌的挡火墙，采用“三顺一丁”砌法，可能与排烟和助燃有关。灰坑都位于窑址东侧，平面呈圆形，坑壁较直，底部平坦，坑内填土包含大量草木灰和变形的砖块，推测这些灰坑原为取土坑，后被用于填埋烧窑产生的垃圾。
图① Y5 窑室挡火墙 图② Y3 窑床 图③ Y3 烟道结构 图④ Y3 后壁倒塌的砖墙
六朝时期遗物以窑址和灰坑内出土的长方形绳纹砖为主，还有少量灰陶罐和青瓷碗。部分砖块侧面有模印的神兽和花卉纹，少量有刻划的数字标记。花纹砖规格、纹样与戚家村画像砖墓、田舍村画像砖墓、孙家村六朝墓出土同类器物相同，推测为南朝时期。
南朝花纹砖 刻划数字铭文砖
Y5 出土灰陶罐 南朝瓷碗
漕运中枢：唐、五代时期考古发现
乌衣浜遗址紧邻大运河（南市河），唐代地处多条漕运河道的交汇处，是南北物资集散地，五代杨吴至南唐时期位于罗城范围内。《咸淳毗陵志》记载乌衣浜上有始建于唐贞观初年（627年）的孤儿桥、永徽三年（652年）的臧桥、至德初年（756年）的邗沟桥等，唐代常州刺史独孤及所建宅邸“水西馆”“东山亭”等也位于附近。
清理出的遗迹以灰坑和灰沟为主。灰沟多为南北向，两端延伸至发掘区外，斜壁平底，由人工开挖形成，推测与城市或高等级建筑的排水设施有关。出土遗物比较丰富，虽未发现建筑基址，但出土有莲花纹瓦当、花纹砖等构件，其他以日用陶瓷器为主，如陶灯台，青瓷钵、碗、盘、水盂，酱釉瓷钵等，大部分与溧阳大山下窑址出土器物器形相似，可能为宜溧窑产品。此外还出土有茶碾子、擂钵等与饮茶有关的器物，反映了作为唐代贡茶转运中心的常州地区饮茶之风的盛行。灰坑中还出土了一件唐三彩抱幢狮子残件，分为造像和长方形底座两部分，狮子蹲坐，右手怀抱经幢，可能与佛教信仰有关。
唐、五代时期灰沟 G6、G7
唐、五代时期灰沟 G13
百业荟萃：宋代考古发现
两宋时期常州城市规模仅次于都城东京（今开封）、临安（今杭州）以及平江府（今苏州），位居全国第四。乌衣浜遗址所处区域靠近大运河，百业汇聚、人口稠密。据文献记载，此处属城内的河南厢，距大市不远，附近有佚老坊、椿桂坊、德安门内街、永庆寺巷、淘沙巷等里坊。
考古清理遗迹数量较多，包括灰坑、灰沟、水井等，根据出土的莲花纹瓦当、鸱吻、滴水等构件，推测周边存在建筑遗存。灰坑数量较多，平面有圆形、方形和不规则形；灰沟为人工开挖形成，推测为排水设施；水井分布比较密集，有砖井和土井两种，平面均为圆形，深3.5—5米，这些遗迹反映了当时人口稠密。
宋代莲花纹瓦当
出土遗物类型丰富，包括陶器、瓷器、骨器、玉石器、金属器等。陶器以各类釉陶韩瓶为主，比较有特色的是红陶和灰陶香炉，造型古朴，表面有仿青铜器的纹饰，可能与祭祀活动有关。瓷器窑口众多，器形多样，包括青瓷和白瓷碗、吉州窑和建窑瓷盏、柳斗罐、瓶、盆、钵等，反映了当时商贸繁荣与文化兴盛。此外还出土红陶磨喝乐、青白瓷玩具狗、童子像、观音像等，展现了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和日常生活。部分灰坑内出土有半成品的骨器，以及加工后的骨簪、琉璃发簪、料珠等，推测可能存在加工骨器和玉石器的手工业作坊。
宋代灰坑
府城巍峨：明清时期考古发现
宋末战争对古城造成严重破坏，明洪武二年（1369年）汤和镇守常州，因罗城大而难守，遂将东、南、西三面收缩，在罗城内改筑新城。据《江南经略》载，新城周十里二百八十四步，高二丈五尺，置七门，东、西、南、北及次北诸门均沿用旧名，次东改成中箭门，次南改成石幢门，门各有楼，外有瓮城，乌衣浜遗址即位于新建的府城德安门内西侧。
明清城墙基址航拍
明清城墙外包砖墙
明清城墙基址局部 & 明清城墙基址外包砖墙基础
考古清理明清时期城墙基址一段，大致呈西北—东南方向，由外包砖墙、夯土墙和内包砖墙三部分组成。外包砖墙大部分延伸至发掘区外，发掘区内可见条石砌筑的护边和碎砖填充的基槽。夯土由纯净的黄土层层夯筑而成，墙基破坏严重，底部叠压唐宋时期文化层和遗迹。内包砖墙被破坏非常严重，仅断续存在少量残迹。城墙内侧有一片水域，推测与乌衣浜有关。
其他明清时期遗迹包括房址、灰坑、灰沟和水井等，出土遗物比较丰富，以青花瓷器为主，器形有碗、盅、杯、盘，还出土一批晚清小药瓶，其中一件上有“姑苏阊门内天库前/诵芬堂雷”字样，另一件上书“同仁堂/平安散”，分别属中华老字号雷允上和同仁堂的物品。此外还出土少量砚台，分石质和陶质，其中一件刻有“俞氏”“庄俊”“福”等字样。庄氏为常州望族，在科举兴盛的明清时期共出35位进士、82位举人、54位贡生，其中11人进入翰林院，被誉为“中国科举第一家族”。
明清城墙基址及周边出土大量城墙砖，长边侧面有铭文，比较常见的一侧模印“常州府城砖”，另一侧模印“提督知府孙仁/督工同知吴桓/宜兴县知县沈振/委官主簿颜纲/义民蒋阿陆”。此外还有常州府无锡县、常州府武进县、直隶松江府等地铭文砖，城砖的规格和尺寸略有差异，涵盖明代洪武、成化、正德，清代康熙、光绪等不同时期。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常州知府孙仁重修城墙，城垣“易于巨石”，城墙增高三尺，史称“雄伟壮丽，雄踞一方”，常州成为“东南重镇”，本次发掘印证了这一历史。
带铭文砚台 城墙砖
乌衣浜遗址的发掘是继茭蒲巷遗址之后常州古城范围内又一次较大规模的城市考古。本次发掘未见汉代及以前的文化层和遗迹。六朝窑址与取土坑紧邻乌衣浜，当时尚处城郊；结合既往发现，有助于进一步厘清汉、六朝时期古城的南界。唐宋遗迹较丰富，水井密集，并有统一规划的排水设施，说明这一时期人口增加、居住趋于规整。杨吴天祚二年（936年）刺史徐景迈筑罗城后，这一带被圈入城区。出土遗物种类较多，可见当时城南已有较为活跃的市井生活。明初改筑新城，遗址位于府城南门德安门内，北依运河，东邻主干道，南、西两侧贴近城墙，属城南里坊区。
六朝窑址以烧造花纹砖为主，清理出窑炉、取土坑、水井、工棚一类遗迹及废弃堆积，构成一处相对完整的窑业作坊。常州城南已知戚家村、田舍村、褚家塘画像砖墓及孙家村南朝墓等，墓砖模印高浮雕神兽、人物、花卉，风格相近。这批墓葬距本次窑址不远，且有水路可通，为讨论此类用砖的产地提供了新线索。
乌衣浜北接漕河（大运河），南通荆溪（今宜兴一带）。唐代常、湖贡茶多经城南转运，附近至今留有“茶山”地名。独孤及任常州刺史时，在城南荆溪对岸经营别业，后称东山。继任刺史韦夏卿作《东山记》，称其“城市非远，幽闻鸟声，轩车每来，静见水色，复有南池西馆，宛如方丈瀛洲”，写出近城而能得幽静的特点。此后官宦往来渐多。乌衣桥始建于唐，原名臧桥；“乌衣”之名或与往来官员多着乌衣的传闻有关，不宜径视为唯一得名之由。
宋代城内大市靠近漕河，故常州城区运河又称“市河”。遗址附近观子巷一带，往年发现宋代建筑基址，出土大量磨喝乐、瓷器和骨角器，或与市场及手工作坊有关。带“常州菓子行”铭文的铜镜、漆器亦多有出土，可与城内手工业相印证。乌衣浜出土的宋代加工骨器、料珠和各式发簪，性质相近，也可能来自同类作坊。
明清城墙基址的位置、走向与文献所载常州府城墙相符，位于德安门至广化门之间。墙体由外包砖墙、夯土墙和内包砖墙组成，外包砖墙基础以条石垒砌。此段城墙始筑于明洪武二年，成化十八年、正德七年、嘉靖三十年、万历三十年均有修缮，李东阳、邵宝分别撰有修城碑记；清康熙、乾隆、同治、光绪年间亦曾修葺。发掘结束后，城墙遗迹已作原址保护，并列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
从六朝窑业、唐代郊居，到宋代市井和明清府城南墙，乌衣浜遗址把常州城南由郊入城、由作坊到里坊的过程串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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