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山西临汾，八路军总部驻地。115师参谋长周昆刚从武汉返回，向彭德怀、左权汇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情况。谈话间，他多次提到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待遇，也抱怨八路军经费紧张。几天后，这位经历过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和长征的将领，突然离开部队，从此再无确切消息。

事情的关键，不只是一次离队。周昆带走了什么，去了哪里，为什么没有留下清楚交代，成为许多战史研究者长期关注的疑问。

周昆是湖南平江人，早年受过私塾教育。1923年前后，在余贲民影响下参加革命。大革命失败后，他加入工农武装，随后参加秋收起义。文家市会议上，部队究竟向何处转移，曾出现不同意见。周昆、伍中豪、卢德铭等人支持毛泽东向罗霄山脉发展的主张，这一选择改变了队伍的命运。

井冈山时期，周昆从基层军官逐步成长起来，先后担任连长、支队长、纵队长等职。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时，他率部参加龙冈等地作战，与其他部队协同歼敌，积累了较丰富的指挥经验。此后，他长期在红一军团系统任职，与林彪、陈光、王良等将领有过密切共事经历。

有意思的是，周昆并非只靠勇猛取胜。他在部队中以熟悉作战、敢于承担闻名，后来担任师长、参谋长，说明他已从一线指挥员转为能够统筹全局的军队干部。正因如此，1934年红八军团组建时，他被任命为军团长。

红八军团成立于第五次反“围剿”后期，部队主要由红二十一师和中央警卫师等力量编成。番号虽然新，官兵却来自不同单位，训练程度和战斗经验并不完全一致。长征开始后，周昆率部承担了突破封锁、掩护主力等任务，行军和作战压力都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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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考验出现在湘江。1934年11月下旬，中央红军在广西全州、兴安一带抢渡湘江，遭到优势敌军层层阻击。红八军团担负防御和掩护任务，连续作战，损失极其严重。出发时一万余人的队伍，过江后只剩一千多人，建制已难以维持。

这不是普通的减员，而是一个军团的骨架被打断。湘江战役后，红八军团番号被撤销，余部编入红五军团。周昆则离开原部队，先后在军委和红一军团系统工作。林彪仍然重用这位旧部，让他担任红一军团副参谋长。

到达陕北后，周昆担任过中央教导师师长、庆阳步兵学校校长、红军学校校长等职。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他还进入中央军事领导机构。能够从湘江惨烈突围后继续担任重要职务，足以说明当时组织对他的能力和资历仍有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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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周昆出任第115师参谋长。1937年9月，平型关战役前，他参与研究行军路线、伏击地域和兵力配置。战斗打响后，第115师歼灭日军辎重部队，取得全国抗战初期的重要胜利。毛泽东称这场战斗是给中国人民打了一个争气仗，周昆作为师参谋长，承担了大量具体工作。

转折发生在武汉会议之后。1938年，国民党召开全国师以上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周昆代表第115师参加。会议结束，他经武汉、临汾返回山西前线，途中与彭德怀、左权会合。

据王政柱等人的回忆，周昆当时对八路军办事处给付的零用钱颇有怨言，还谈到国民党方面曾答应拨付一笔慰劳经费。彭德怀对此严厉批评，提醒他共产党军队不能拿物质待遇作比较。周昆究竟在何种情绪下作出后续决定，史料并没有完整记录。

随后出现了关于军费的说法。部分回忆材料称，周昆曾从国民党第二战区方面领取115师一笔军饷，数额有六万元、三万元等不同记载。之后，115师司令部收到他的警卫员送回的挎包，里面有三万元。有人据此判断，他携款离队；但有关钱款来源、实际数目和去向，始终缺少能够完全相互印证的材料。

“他到底去了哪里？”这句话，后来曾被许多人反复问起。组织方面调查过，仍未找到确切下落。林彪得知周昆离队后，据说更加沉默，但这类私人反应，无法替代正式结论。

周昆的经历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因为他的前半生几乎贯穿了人民军队早期的重要阶段：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中央苏区反“围剿”、长征以及平型关战役，他都曾留下足迹。偏偏在抗战初期，他以一种没有交代清楚的方式退出历史现场，连同那只挎包和其中的款项，成为至今未能彻底解开的疑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