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道士王圆箓打开了尘封多年的石窟。洞中保存着大量经卷、文书和绘画，年代上起东晋，下至宋代。消息传开后，敦煌文书很快成为研究中国中古历史的重要材料，但其中并没有一件被公认为李白亲笔写下的《将进酒》。
这件事之所以反复被说成“发现原版”，往往源于一句文字差异。通行本写作：“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而网络文章常声称，敦煌写本中出现的是“古来圣贤皆死尽”。两句话只差一字，气势却完全不同，于是“李白更加狂放”“后人篡改名句”的说法迅速流传。
但敦煌文书的性质，不能这样简单理解。藏经洞中的抄本，大多是僧人、文书吏或普通抄写者留下的副本，并非作者亲笔。即使某份文书年代较早，也只能说明当时有人如此抄录，不能直接证明这就是李白本人写下的定稿。
更值得注意的是，藏经洞并不是一座专门保存名家手稿的诗歌书库。里面既有佛经，也有契约、户籍、书信、启蒙读物和文学残卷。纸张来源不同，抄写时间不同，保存状态也不一样。残卷上的字迹、缺损和异文，必须经过版本学、书法学和文献学的共同考察，不能仅凭一张图片下结论。
“古来圣贤皆死尽”确实比“古来圣贤皆寂寞”更显尖锐。若把它放回《将进酒》的整体语气中，似乎也很符合李白纵酒高歌、蔑视权贵的形象。可是，文学上的“像”，不能代替文献证据。李白以诗名世，后人又不断传抄他的作品，出现异文并不奇怪。
唐代诗歌传播，主要依靠传抄和编纂。诗人写成一首诗后，友人可能记录，歌伎可能传唱，文士可能收入选本。抄写者遇到生僻字，会依照自己的理解改动；传唱过程中，也可能因押韵、语气或记忆而发生变化。一首诗经过几次转录，字句出现差别，是古籍传播中的常见现象。
《将进酒》本身也不是一篇可以轻易还原的手稿。现存通行文字主要依靠后世文集、诗歌总集和历代选本彼此参校。李白生于701年，卒于762年，他没有留下能够确认无疑的诗稿真迹，后人看到的作品，基本都是经过历代整理、编次和传抄的文本。
有人据此断言，李白原本就写了“死尽”，只是后代觉得太过狂妄，才改成“寂寞”。这种推测听起来有戏剧性，却缺少足够证据。古代编书者并非一定忌惮诗句锋芒，许多批评现实、傲视权贵的作品都被保存下来。反过来说，某个抄本出现“死尽”，也不能证明后人有意压低李白的气势。
曾有人问：“既然敦煌文书很珍贵，为什么不能把它当作原版？”研究者的回答很明确：“珍贵不等于作者亲笔，年代早也不等于内容绝对正确。”这两句话，正是辨析此类传闻的关键。
还要区分“敦煌发现”和“莫高窟发现”。敦煌文书的发现地点主要是莫高窟藏经洞，但相关文书后来分散收藏于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机构。网络文章常把“敦煌写本”“莫高窟石窟”“李白原稿”揉成一个故事，听上去完整，实际却混淆了文书来源、保存地点和文本性质。
至于“再也不喜欢李白了”，更多是一种吸引读者的说法。真正的李白，并不只存在于一个“狂”字里。他既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也有壮志难酬后的苦闷；既能写宫廷宴饮，也能写山水、友情与政治失意。单凭一个异文，就给诗人贴上新的标签，未免太快。
《将进酒》的价值，也不需要依靠所谓“原版惊天改字”来支撑。现存文本经过漫长流传，或许留下了版本差异，却也正因此保留了古代文学传播的真实痕迹。至于“古来圣贤皆死尽”是否出自李白本人，目前没有足以坐实的证据，把它称作敦煌发现的《将进酒》原版，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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