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城内枪声骤起。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4师第72团第3营营长的袁也烈，带兵直扑东门营房。那一年，他28岁，手下的连排干部中，后来走出了多位开国将帅。
袁也烈1899年出生于湖南洞口。少年时期，他随父亲读书，打下了较好的文化基础。1921年前后，他进入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接触到进步思想，也开始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出路。
这段经历很关键。袁也烈并不是单纯靠战场勇猛走上革命道路的人，他有较强的思考能力，能够理解政治形势，也能在复杂环境中作出判断。1925年，他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北伐开始后，袁也烈进入叶挺独立团，担任第六连连长。独立团承担的任务往往十分艰苦，攻坚、突击、掩护，样样都要冲在前面。袁也烈作战果断，带兵严整，在攻打武昌的战斗中表现突出，随后升任副营长。
武昌战事之后，他的职务已经高于许多后来名声显赫的将领。1927年南昌起义前夕，袁也烈任第24师第72团第3营营长，负责进攻东门附近的滇军部队。
起义必须保密，营级干部往往就是能够直接掌握作战行动的最低一级主官。为了摸清敌情，袁也烈没有派普通人员前去，而是亲自以访友为名，进入对方营房查看兵力部署。营长亲自做侦察，这件事在当时颇有几分传奇色彩。
回到部队后，他根据所掌握的情况安排兵力。8月1日凌晨，战斗打响，第3营迅速压制守军，并占领了预定目标。袁也烈随即在东门设置路障，防止敌人突围。
意外也在这时发生。一名身穿国民党军服的中年军官骑马赶来，袁也烈立即命人将其拦下，缴械后押进营房。经过辨认，才发现此人竟是朱德。
袁也烈赶紧向朱德赔礼。朱德没有责怪，反而说道：“警惕性很高嘛。”这件小事，既显出战场上的紧张，也说明袁也烈处置问题相当谨慎。没有查清身份之前，他没有擅自杀人，而是选择暂时控制并请示上级。
当时，林彪还是连长，萧克、聂鹤亭也在基层任职，许光达是代连长，杨至成担任连指导员，粟裕只是警卫队中的班长。相比之下，袁也烈已经是营长，资历确实很深。
不过，军旅生涯并没有顺着这条路一直上升。南昌起义后，他继续参加革命活动，后来参与龙州起义，担任过红八军第一纵队纵队长、红七军第五十九团团长。到1931年，他已经是红军中的重要干部。
也是在这一时期，袁也烈随部队北上，途中身负重伤，只能化名袁映吾前往上海治疗。养伤期间，他仍与党组织保持联系，并在住处阅读有关革命的文件，不料被巡捕闯入搜查，当场逮捕。
审讯时，他始终否认自己是共产党人，坚持说自己只是商人，文件是在路上捡到的。由于缺乏直接证据，国民党方面以“危害民国罪”判处他有期徒刑五年。
1936年刑期将满时，对方提出一个条件：只要写所谓的悔过书，就可以获得释放。袁也烈看穿了其中的圈套，回答说：“我不是共产党，无过可悔。”结果，他没有获释，反而被送入反省院继续关押。
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方面无力继续严密控制，袁也烈才被释放。重新寻找组织时，他曾经长期受到审查。毕竟，六年牢狱经历容易引发疑问，组织不可能仅凭个人申辩就立即恢复原有职务。
因此，他先后从事统战、兵运等工作，承担的并非一线主官职务。这个阶段持续了相当长时间，对袁也烈而言，既是考验，也是重新证明自己的过程。遗憾的是，他早年的资历和战功，也因此出现了中断。
1942年以后，袁也烈进入清河军区任职，随后在渤海军区担任司令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重视部队整训与地方力量配合，指挥部队取得多次作战胜利。值得一提的是，他任职期间的两位副手，分别是后来授予中将军衔的廖容标，以及授予上将军衔的宋时轮。
新中国成立后，袁也烈转入海军建设，担任华东军区海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5年实行军衔制度时，他被授予少将军衔。有人认为，以他的革命资历和早年职务，这个军衔似乎偏低。
袁也烈本人却看得很淡。他说：“参加革命以后，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救国救民，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什么官。党给我的荣誉和待遇，不是太低了，而是太高了。”
授衔并不能完整概括一个人的一生。袁也烈早年身居营长之职，身边的基层干部后来成为将军；中途六年牢狱，又使他的革命履历出现了难以弥补的断层。1955年名单上的“少将”二字，背后承载的，正是那段曲折而沉重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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