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6月，北京机场，索马里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萨马特尔走下专机。随行人员带来的，不只是采购清单，还有一个急迫问题：国内空军的飞机正在减少，能升空作战的战机更是所剩不多。
索马里地处非洲之角，扼守亚丁湾西岸，海岸线漫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1960年7月1日独立后，这个国家长期陷入政局动荡和边境冲突，有限的经济资源大多被投入军事领域，民生与工业基础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1969年，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发动政变，成为索马里实际掌权者。此后，索马里外交转向苏联，换来了大批军事援助。米格系列战斗机、轰炸机以及装甲装备陆续进入索马里，苏联还派出数百名军事顾问，帮助培训人员。
有意思的是，武器数量增加，并不等于军队真正强大。飞机需要燃油、零件、维修设备和熟练地勤人员共同支撑。索马里本身没有完整的航空工业，许多关键部件依赖外部供应，一旦援助渠道中断，装备便会迅速失去保障。
转折出现在埃塞俄比亚局势变化之后。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长期存在领土争端，1977年爆发大规模战争。起初，索马里一度占据优势；但苏联后来转而大力支持埃塞俄比亚，古巴等方面也提供了援助。战局逆转后，索马里与苏联关系破裂，苏联顾问被迫离开。
这一下，索马里的空军遇到了实实在在的难题。飞机坏了，没有零件；飞行员还能驾驶，地勤却无法完成系统检修。索马里只得把目光投向中国，希望购买新的战机，并请求中方派技术人员帮助抢修原有装备。
中方派出八人技术小组前往索马里。检查后发现，部分飞机并非全部损毁，而是长期保养不到位，加上零件短缺，才逐渐停飞。技术人员只能拆取无法修复飞机上的部件，重新组合到状况较好的飞机上，还配合使用部分中国制造的零件，让少数战机恢复飞行。
但这些老式飞机即使重新升空，性能和可靠性也很有限。索马里再次提出采购请求，目标从歼七转向歼六。中国当时同样面临外汇紧张和工业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对外军贸既要考虑装备安全，也要考虑经济收益，双方谈判因此持续拉锯。
索马里方面希望像过去接受苏联援助那样无偿获得飞机，中方代表没有接受。一次谈判中，索马里代表甚至表示：“没有援助，就很难继续谈。”中方回应得很直接：“可以谈采购，但不能把商业合同当成援助协议。”
战场形势很快改变了索马里的态度。经过协商，索马里以4台苏制苏二十二发动机折价换取4架歼六，另行购买20架歼六战斗机和6架教练机，合同总金额为3310万美元。这样计算，索马里获得的飞机共26架，价格和交付条件也被双方正式写入合同。
索马里无力一次付清，于是提出分期付款：先付20%，飞机交付后再付40%，验收合格后结清余款。中方最终同意。由于索马里国内战事紧迫，又担心政权失去控制后合同无法执行，中国较快完成了飞机及配套设备的交付。
问题出在付款环节。索马里只支付了约1610万美元，剩下约1700万美元迟迟没有到账。每当中方催收，对方的答复往往只有一句：“暂时没有钱。”这并非普通企业欠款，而是牵涉国家政局、军队存续和外汇来源的一笔长期账目。
1988年，索马里国防部长再次来华商谈。拿不出现金的索马里提出开放渔业资源，以渔业合作收益抵偿欠款。中方并不满意这种方式，但考虑到对方确实缺少偿付能力，只能尝试把债务转化为合作项目。
起初，中方安排小吨位渔船试探当地海域。船小，无法进行远洋作业，近海又有不少渔船竞争，捕捞收益十分有限。后来改用较大船只，并把部分鱼获运往其他国家销售，项目才有所好转。遗憾的是，索马里局势再次恶化，合作很快受到冲击。
进入内战阶段后，索马里空军装备状况继续下降。部分歼六因多年缺乏保养无法起飞，索马里又请求中国派人维修。中方借此要求对方支付欠款，索马里在军事压力下偿还了一部分。随后，中国派出由18名专家组成的维修团队，但出于安全考虑，人员工作数月后撤回国内。
随着索马里政权更迭，原有合同和渔业合作失去了继续执行的基础。26架飞机的绝大部分款项经过多年交涉得到收回，剩余少量欠款则因战乱、政权更替和合作中断，最终没有完成清偿。红黑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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