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蒋介石判断出了一件事：红军不是战术机动，是战略转移。他很快从华北赶回南昌，定下了追堵计划。在日记里，他给自己打气，写的是：“不可错过剿匪成功之大好机会。”
一个“大好机会”摆在面前，一个“最大对手”唾手可得。这是蒋介石对长征最初的判断：红军在“逃”，他在“追”，结局应该是在某一道封锁线上一举全歼。
但他追着追着，发现不对劲。
湘江那一仗，他确实差点办到了。八万六千人过了江，剩下三万。蒋介石在“追”这件事上，不是做样子的。他调了多道封锁线，严令各部“务歼灭窜匪于湘水以东”，不让红军进贵州。如果只是为了把红军赶进西南，他没必要在湘江边下那么重的手。湘江的血是真的，他灭红军的心也是真的。
问题出在，他一边想灭红军，一边还有另一本账。
红军进了贵州之后，蒋介石的心思开始“活”了。他给薛岳的指示里藏着一层极其务实的算计：“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 红军往西南走，中央军就有了名正言顺跟进的理由。追剿红军，顺便把西南那几个常年不听招呼的军阀地盘收进中央手里，这叫“一石二鸟”。他在日记里也承认这一点，但紧跟着补了一句，心里“仍以先破赤匪为要”。先打红军，顺便收拾西南，主次他是分得清的。
但战场不按日记里的主次来。
红军二渡赤水，杀回贵州，打下娄山关，再占遵义。蒋介石急调大军合围，但这个时候，他的中央军和西南地方军阀之间的裂缝开始漏风了。薛岳的部队一路追着红军到了贵州，眼前有两个目标：一个是红军，一个是贵阳。薛岳选了贵阳。 他带着部队一路狂奔，抢先进入贵阳城，把红军放在了第二位。理由很实在：贵阳是省会，是地盘，占了贵阳，中央军在西南才算真正扎下根。这一“抢”，直接给红军留出了遵义城里十二天的休整时间。陈云后来分析得很直白：南京的追剿军急着抢贵阳地盘，“不愿向赤军攻击，深惧牺牲自己实力”。
这就构成了蒋介石在长征中最拧巴的处境。
他坐在指挥位置上，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发，严令各部“兜剿”“聚歼”。但他手下的将领们脑子里装的不只是他的命令，还有各自的小算盘：中央军想借机控地盘，地方军阀怕被中央军吞掉，谁都不愿意拿自己的老本去跟红军死磕。蒋介石在日记里骂“将士愚弱不能遵照旨意”，骂的就是这个。他以为自己在下一盘大棋，红军是“逃大龙”，他是执白棋的人。但下着下着，他发现棋盘上的棋子各有各的想法，他自己也被其中一条“大龙”牵着走了。
最刺心的那句话，是红军渡过金沙江之后写下来的。
红军从云南巧渡金沙江，彻底跳出了他布置的包围圈。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了一句：“用兵一生莫大之耻辱。” 又写：“自愧不如也。残匪之机惊灵捷与我军之呆笨迟钝，更为民族前途忧。” 一个把自己看作统帅的人，在日记里承认对手“机惊灵捷”，自己“呆笨迟钝”。他追了两万里，从江西追到川滇边，最后红军从他手指缝里滑了出去。他得到了西南，但没得到红军。而在他那本账上，“先破赤匪”才是主项，西南只是“聊以自慰的一个收获”。
回头看蒋介石怎么看长征，答案其实就藏在这三句话里：开始是“大好机会”，中间是“一石二鸟”，最后是“用兵一生之耻” 。他以为自己在利用长征解决西南，长征也在利用他的“解决西南”活了下来。一个把所有算计都写进日记的人，最后发现算计本身被对手当成了缝隙。他没能“剿灭”那支队伍，那支队伍却把他的“大好机会”，走成了他一个人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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