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秋分刚过,村里来了通知,入冬前村道两边的田埂要统一清草,药剂按段分。入秋雨多,埂上的草窜得深,踩下去没了脚踝。
我的饭馆开在镇口,门脸正冲着那一段,村干部顺路把活儿和一桶背带式药桶交到我手上,清完这段,给四百块工钱。我应得痛快。
饭馆开了十几年,村里的事我从来不含糊,白天备菜,下午下地,想着两天把药打完,利利索索交差。
真正不好交代的在身上。那阵子我痔疮犯了,坐一会儿像坐在块石头上,每次从厕所出来,总觉得底下硌着什么,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起先没当回事,自己在手机上买了盒药膏,搁在柜台底下。饭馆全指望晚上的酒席,我陪一晚上酒,回去往凳子上一坐就是俩钟头,第二天越发坐不住。后半夜疼醒了,披件衣裳到院子里蹲着,蹲到天色发灰,再回屋眯一会儿。
桂英劝过我上镇卫生院看看。我摇头。卫生院统共几间屋子,挂号缴费碰的全是熟脸。四十七岁的饭馆老板,天天给人端鱼端肉,让人家背后嚼舌头说自己屁股上长疮,这话传出去,酒席还怎么摆。这事我跟谁都没提,跟桂英也只撂了一句,我心里有数。
送药桶来那天是晚上,客人散尽了。村干部把桶卸在后墙根,又交代一遍,入冬前,一段不落。我说这点活两天就完。他走后,桂英把柜台底下那盒药膏拿出来看了看,收进抽屉。“镇卫生院明天也开门。”她说。
“我这点疼要什么紧。”我说。
她解了围裙,没再劝,撂下一句你自己看着办,进屋去了。
打药那天下午风大。我背上桶走到田埂中段,刚压出第一道雾,坡底下上来一个人,几步赶过来,一把按住我的桶带。是老周头,七十三了,独居,就住田埂那头,平日话少,村里人背后叫他老怪。
“这一片留着。”他说。
“村里交代的活,段段都要干净。”我说。
“别的段你随便,这一片不能动。”他不松手。
“草能值几个钱?”我火气往上顶。
他不接这话,蹲下去,指着贴地那几片小叶子。那片草贴着地皮长,叶子小,风一过也不怎么动。“你先认认它再打。这叫紫花地丁,开春头一批紫花就是它。我年轻时在公社卫生所帮过工,跟着人上山采过药,认得。”
田埂那头两个过路的停下来看热闹,其中一个笑出了声,说老怪又要露他的本事了。老周头不辩,就那么蹲着,一只手还搭在我桶带上。
我说了难听的话,大意是他一个老怪,管好自己那几分地就得了,村里的活轮不着他指手画脚。他没还嘴,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土,看了我半晌。
“你这两天走路都不对劲。”他说,“别硬扛。等疼到弯不下腰那天,就晚了。”
我一下子没接上话。风把药桶里的味吹到我脸上,我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背着桶往另一头走了。那天那片草没打成,软话也没给他一句。
抽屉里那盒药膏接着抹了十来天,钱花了,疼没退。后门口那把塑料凳,我坐不下去,坐半分钟就得起。有一晚我在后屋站着吃完半碗面,夜里又蹲到院子里去。屋里灯亮着,桂英没睡,我没进去。
有一回镇上电力上的人在店里定了一桌,酒过三巡,非拉我坐下。我搬了个圆凳,只坐了半边,没撑住半刻钟就起身给人添茶。
有个嘴快的说,郑老板今儿屁股上像长了钉子。满桌都笑,我也跟着笑,笑完出去在门口站了好一阵。
捱到捱不住那天下午,我绕小路去了老周头家。进门先把话摆在前头:“我是来问草的,别的不掺。”
他看了我一眼,没问什么,搬了个小板凳,倒了碗热水,转身从墙角锄头底下挖出一小把紫花地丁,根须上还带着湿土。“新鲜的,回去煮一煮,水晾到不烫手,坐上泡一泡,能让你少遭点罪。”
他把草装进一个塑料袋递给我,又补了一句,“我把话搁前头。这草治不了根,只能让你好受些。明天上县里看看。”
“县里我自己去。”我说。
他点点头,没劝第二遍。我走到门口,他在后头说:“我们队里从前有个人,也是这种疼,硬扛,后来是抬着走的。你别学他。”
从他家回来那几天,我白天用着他的法子。管用不管用,我说不上来,反正那几个夜里我睡得囫囵些。晚上照旧得应席。老客户订桌,一开口就是郑老板来陪一杯。
有一桌我试着让厨子老赵代,老赵端着杯子刚坐下,那桌领头的当场把杯子撂了:“郑老板这是不拿我们当人。”第二天,那桌转去了镇上别家。
桂英把账本摔在我面前。“店是两口子的,身子是你一个人的。”她说,“少赚点就少赚点,别到时候人倒了,店还得我一个人撑。”我没吭声。
夜里把订出去的席在心里过了一遍,哪桌能推,哪桌推了得罪人,数得清清楚楚。推了人家的席,往后人家家里有事,就不来你这订了。两条路我都算过,都得搭进去东西。
我挑了个不逢集的日子,坐中巴去县医院,没走镇卫生院。桂英要跟,我说不用。到了地方,挂号机我不会使,排到窗口报了名字,拿了个号,坐在走廊里等。
前后坐着的都是生面孔,我心里反倒踏实。邻座一个老头问我看的哪科,我张嘴说了个看胃。等了一个多钟头,轮到我,大夫问了几句,我照实说了。
他说是痔疮,跟老喝酒、老坐着有关系,先用药,酒得停,人别一坐半天。就这几句,我全听进去了。
回来的中巴上,我一路坐着,没像往常那样抓着前座站到镇口。到家,我跟桂英说了,她嗯了一声,就去翻订席的本子。我把晚上订好的一桌老客的席推了,电话里没把话说圆,那头冷笑一声,说郑老板也开始摆架子了。
前后算下来,饭馆少了两桌老客。月底桂英记账,一个月少进两千出头。她把账本翻到那页给我看了一眼,没埋怨,转头把抽屉里那盒药膏翻出来扔了。
也有留下的。有一桌做建材的老主顾,每月来一趟,我跟他说医生交代了不能沾酒,改陪茶。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行,你喝茶,我喝我的。那桌一直没散。
往后陪酒交给老赵,我只管后厨和账。用药,加上晚上不再一坐坐到收摊,半个月后,我坐下吃饭不用先挑凳子了。老赵陪酒陪得实在,不硬劝,日子长了,倒有人冲他这实在劲儿来订席。
田埂那边,我把药剂桶退回了村里,剩下的草改用手拔。三个下午,戴着线手套,蹲在埂上拔,拔完一段往前挪,手上磨了两个水泡。
别段的清干净了,紫花地丁那片留着没动。歇气的时候我蹲在那片草边上,叶子上落着两只蜜蜂。村干部来看过:“你这没打完。”
我说:“活没按交代的干,钱我退。”四百块工钱退了回去。闲话也听了一耳朵,有桌客人当我面嘀咕,说我听了个老头的。也有人说,那老头到底认得几样草,天知道。
退钱那天路过田埂,老周头蹲在那片草边上。我也蹲下去。他没说谢,扒拉着叶子看了看:“你要不嫌麻烦,明年开春这儿开花,给你饭馆添点颜色。”
“行。”我说。
蹲着没事,我问他,那天怎么看出我走路不对劲。他说:“疼的人走路都两步一挪,蹲下去先撑膝盖。我从前也这么走过。”说完他起来了,没往下讲。
第二年三月,那片草开了,一小片,贴着地,紫的。老周头挖了几株,栽在一个掉了釉的旧瓦盆里,端到我饭馆后门口搁下,正对着那把塑料凳。“留着看花,不当药使。”
过了几天,村里一个女人打后门过,指着盆里问这是什么草。老周头正好在,蹲在盆边上讲,说这叫紫花地丁,田埂上、石头缝里都有,开春头一批就是它。
那女人后来真在田埂上找着了它,掐了一小把回去。隔两天又来一个半大孩子,放学路过,蹲在盆边不动,老周头给他讲开春哪儿的花先出来。他讲得比谁都精神。
开春后有个晌午,我端了碗面到后门口,在那把塑料凳上坐下来,从头到尾吃完了一整碗。盆边有人问老周头,这草管什么用。他说:“认得它的人当个宝,不认得的,锄了也就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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