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夜，他背着包挤上绿皮火车：欠债2000万的老板，凭什么让人敬佩？
月圆之夜，万家灯火，正是团圆时刻。可有一群人，此刻正拖着行李，挤在摇摇晃晃的绿皮车厢里，奔赴下一单生意。武汉45岁的程鑫就是其中之一。9月25日中秋节晚7时许，他独自背着背包出现在武昌火车站，坐上开往十堰的K146次列车。有人会问：一个欠债2000万元、被限制高消费的老板，图什么？答案藏在他那句掷地有声的话里——输了就要认，错了就要改，欠钱就要还，武汉人做生意不能不“讲味口”。
这趟绿皮车准点到站时间是次日凌晨1时23分。鲜为人知的是，武汉到十堰每天有53趟列车，47趟是高铁动车，最快1小时57分就能到。程鑫偏偏只能选这趟最高时速120公里的慢车，一坐就是7个小时。为什么？他被“限高”了。飞机坐不了，高铁上不去，这样的日子，他已经过了11年。
列车缓缓启动，车轮碾过钢轨接缝，哐当作响。程鑫对着车窗玻璃的倒影整理仪容，捋顺几根掺白的碎发，抻平灰色T恤的褶皱。做了20多年生意，讲究形象早已刻进骨子里。车厢里满是拎着月饼礼盒回家探亲的旅客，衣着周正的他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掏出月饼，就着一瓶橘汁，算是过了这个中秋。
对面一位皮鞋锃亮、头发一丝不苟的中年男子主动搭话，自称到西北看工程。两人聊得投机，从东风汽车聊到AI时代，从公开招标聊到换脑筋。晚9时许车到随州，一名旅客指了指中年男子的座位，男子立刻起身让开。彼此心照不宣，谁也没问对方姓名。程鑫事后透露，绿皮车上这副打扮的人，多半是同样被“限高”的欠债老板。下车各奔东西，前程未卜。列车长邱世武说，中秋节当天武汉往十堰方向增发了十余趟临客，平日车上多是学生、务工者，也有为生计奔波的负债老板。人人往家赶的节日，还在挤车跑生意的，实在不多。
这份执着背后，是一段跌宕起伏的往事。程鑫与父亲1992年接手经营一家汽配厂，主打产品曾是市场上的抢手货。2009年，工厂作为优秀民营企业获得政策扶持，他抓住机遇贷款600万元扩大生产，年销售额突破2000万元，产品远销东南亚、南美洲。俗话说“贪多嚼不烂”，几年后摊子越铺越大，资金周转失灵，只能靠拆借硬撑。2015年，资金链断裂，负债超过2000万元，117名债权人先后把他告上法院。
一夜之间，优秀企业家沦为欠债老板。妻子不堪重负离他而去，他躲债到外地，走投无路时动过轻生念头，被救回后咬牙立誓：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
转机出现在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徐文娟核查发现，这家工厂手握核心技术，市场渠道成熟，具备持续经营能力。强制执行，债权人、债务人都会血本无归。她启用“活封”模式：资产不得私卖私毁，允许工厂继续生产，每月从营业收入中按比例还债，约定2020年底还清全部欠款。徐文娟后来离世，执行法官换了人，程鑫的还款从没断过。
他还把债务分门别类：员工欠薪优先结清；个人借款主动沟通，协商还本减息；银行贷款按惠企政策申请延期减免。到2019年3月，他累计还款39次共1120万元，57起官司里46起顺利结案。眼看熬出头了，一场席卷全球的公共卫生事件让工厂停摆，一家人吃饭都成问题。最难的时候，他去医院打零工、帮社区跑代购。减税降费、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等政策接连落地，他再次从谷底被拉了回来。
截至今年9月，九成以上债权人与他达成和解，相关诉讼陆续撤诉，债主从百余人减到十余人。他还欠600多万元，其中400万元对应3套房产抵押。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再拼几年，还清全部债务，回归正常人的生活。
工厂如今的模样，见证着这份坚韧。两层楼共1200多平方米，一楼车间设备大多罩着纸，墙边码着配件，一辆满是划痕的五菱面包车承担着全部运货任务。接到订单，75岁的老父亲换上洗得发白的工作服，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喊回4个老伙计，和老伴一起在车间赶工。8月22日程鑫去西安，赶上暑运高峰只买到站票，花35元买盒饭才换来餐车一个临时座位。高铁2小时41分的路程，他坐了将近12个小时，下车时“脚底像踩了棉花”。那趟行程来回八九天，花2000多元，接了几万元订单，勉强保本。9月7日，他又辗转义乌、宁波、金华，联系几十个新老客户，24日回武汉，歇了一天就直奔十堰。
十堰的老合作方峰总与他打了十多年交道，看着他从行业“龙头”位置摔下，又跌跌撞撞爬起来。“程老板做事特别拼，上次来十堰，下午见我之前已经跑了6个客户，我留他吃晚饭，他说还要赶两家。”峰总感慨，做生意谁都会摔跟头，连胖东来早年也有低谷，摔了跟头还愿意爬起来还债的人，社会应该更宽容些。
“失信人”这个标签，程鑫始终不接受。他的手机号20多年没换过，就怕客户找不到他，通讯录里除了家人几乎全是生意伙伴。这次来十堰前，他刚和曾3次起诉他的债权人丁友珍签下和解协议，对方减免部分诉讼标的，他分期偿还10万元本金。丁友珍说：“还了十几年债，他不容易，我能体谅他。”
被“限高”意味着20余项联合惩戒，最要命的是营业执照无法正常年审，公开招标的资质关直接被卡死。2020年底，一家汽车集团招标几百万元汽配项目，程鑫因资质问题出局。他只能调整思路，靠老客户接二包三包的小项目，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跑，薄利多销，聚沙成塔。他有句反问：“我只是做生意失败欠了钱，11年从没停过还债、从没想过赖账，怎么就成了‘失信人’？”
武汉理工大学教授、湖北省行政执法监督员申来津对此有一番专业分析。“限高”的初衷是打击有钱不还的恶意逃废债者，绝非为难有还款意愿、暂时缺乏履行能力的经营者。让负债老板挤绿皮火车跑业务，大量精力耗在路上，容易陷入越“限”越难还债的死循环。他建议区分享乐型高消费与跑订单的必要经营出行，给主动偿债者开放临时申请高铁二等座的通道，按还债进度动态调整惩戒力度，不“一票否决”这类企业的招标资格，还要打通破产重整路径，让有核心技术、尚能经营的负债工厂与债权人敲定统一还债方案。
9月26日晚7时10分，跑完最后一个客户，程鑫一路小跑冲进十堰站，赶在检票口关闭前最后一刻冲上K644次列车，凌晨2时08分回到武汉。有人问他值不值，他的回答朴实得像块砖：不服输，也不能不讲信用。人这一辈子，谁能保证不摔跤？摔了跤肯爬起来、肯认账、肯还钱的人，这条路虽然走得慢，却走得堂堂正正。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愿这个坐了11年绿皮火车的中年人，早日还清最后一笔债，堂堂正正坐上一趟回家的高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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