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20日，延安机场，张闻天、李富春、高岗等中共干部登上一架美军观察组飞机，目的地不是重庆，也不是北平，而是太行山深处的黎城长宁机场。飞机腾空的那一刻，东北争夺已经进入分秒必争的阶段。

长宁机场名气很大，却常被一场更早的空运遮住光芒。1944年9月，它建在太行根据地黎城县长宁村，是八路军在敌后根据地内少有的机场。跑道并不宽阔，设备也谈不上完善，但在交通极其困难的年代，它打通了延安与华北之间的一条特殊通道。

1945年8月25日，毛泽东决定借用美军观察组飞机，将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陈毅等高级干部送往长宁。那次行动后来被称为“八二五空运”。干部抵达后，迅速分赴各战略区域，对上党、邯郸等战事以及全国战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日本投降后，东北成为国共双方都无法回避的战略要地。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关东军迅速瓦解，留下了大片城市、铁路和工业设施。谁能尽快进入并建立组织，谁就可能掌握未来战争的主动权。

蒋介石一面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面调集部队和干部向东北推进。10月12日，熊式辉、蒋经国等人抵达长春，着手接收事务；10月18日，杜聿明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国民党军队依靠美军飞机、舰船运送，行动速度明显加快。

中共中央没有把希望寄托在谈判文本上。8月以后，中央军委连续部署，要求华北部队向热河、辽西和东北推进。9月19日，“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正式明确，发展和控制东北，成为当时最紧迫的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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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东北局也在加紧成形。彭真、陈云等人已经先行抵达东北，林彪从华北转道北上，罗荣桓则从山东出发。可是，李富春、张闻天、高岗等人仍在延安，陆路遥远，沿途情况复杂，普通交通工具很难满足紧急需要。

机会出现在10月中旬。一架美军观察组飞机来到延安。叶剑英、杨尚昆出面协调，经过交涉，争取到搭乘机会。有人当时感叹：“只要能尽快到东北，路上再苦也值得。”这句话虽是口头表达，却准确反映出当时干部们的心情。

10月20日，张闻天、李富春、高岗、凯丰、杨秀峰等21人登机，从延安飞往长宁。飞机降落后，他们没有停留太久，随即改走陆路。山路、马匹、大车，都是这段行程中的交通工具，速度当然无法与飞机相比，但已经比从延安完全步行或绕道前进快得多。

11月1日，这批干部抵达邯郸市郊晋冀鲁豫军区前方指挥部，见到了正在组织邯郸战役的刘伯承、邓小平。稍作休整后，晋冀鲁豫军区派出骑兵连护送，他们继续北上，后来换乘火车，抵达北满分局所在地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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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抵达东北后，很快进入实际工作。李富春负责西满分局和西满军区的重要领导工作，张闻天出任合江省委书记，高岗负责北满军区事务，凯丰参与东北局宣传工作。他们带去的不只是职务安排，更有干部组织、地方政权和根据地建设所需的经验。

这次行动之所以重要，不在于飞机本身有多神奇，而在于它解决了关键时刻的人员输送问题。东北地域辽阔，城市、铁路和资源集中，单靠部队先行并不足够，还必须迅速建立地方组织，接收城市，发动群众，恢复生产。干部能否及时到位，直接关系到这些工作能否展开。

关于这次空运的具体细节，史料中曾有不同记载。刘英晚年回忆为10月22日、11人，地点涉及邯郸；但《刘少奇年谱》《谢觉哉日记》等材料，以及相关研究考证，更倾向于10月20日、21人、降落黎城长宁机场。长宁机场的这次空运，也因此成为研究者反复核对的历史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