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2月14日，安徽合肥火车站附近，纪登奎放下行李，先给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打了一通电话。正值农历正月初二，别人忙着走亲访友，他却带着河南省水利部门负责人，从商丘赶到合肥。
电话接通后，纪登奎说：“我代表商丘地委，给你拜年来了。”
李葆华有些意外：“不是说过了春节再来吗？”
纪登奎回答：“今天已经是春节以后了。”
一句玩笑话，背后却压着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豫皖交界地区的水患，不能再拖。
商丘与安徽淮北相邻，地势和河流走向又相互牵连。河南一侧的水，往往要向安徽方向排泄；安徽为了保住本地农田和村庄，也修筑了不少堤坝、拦水工程。各自看，这些工程都有道理。放在整个流域里，却容易形成新的矛盾。
水没有消失，只是换了地方。
1963年夏天，商丘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农田被淹，房屋受损，沿岸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很大影响。纪登奎刚到商丘主持工作不久，面对的并不是一份普通的灾情报告，而是成千上万百姓如何重新安置、如何恢复生产的现实难题。
灾后，外地支援的粮食陆续运到商丘。群众渡过了最困难的阶段，可纪登奎心里明白，单靠救济只能解一时之急。如果河道和堤坝之间的矛盾不解决，下一场大水来临时，百姓仍然会陷入被动。
所以，这次拜年并非礼节性的走动。
李葆华是李大钊的长子。1927年，李大钊牺牲时，李葆华年仅18岁。几年后，他走上革命道路，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晋察冀地区从事工作，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在水利部门任职，对治水、兴修农田水利等工作并不陌生。
1962年，李葆华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对纪登奎来说，找这样一位熟悉水利、又能推动两省协调的负责人商量，显然比层层转达更加直接。
两人见面后，纪登奎先表示歉意：“春节来打扰，实在不好意思。”
李葆华摆了摆手：“共产党人是一家人，谈不上打扰。”
这不是客套话。很快，安徽方面的有关人员被请来，河南水利厅负责人也摊开了带来的图纸。图上标着河流、堤坝、闸口和低洼地带，密密麻麻，几乎把豫皖边界铺满。
纪登奎没有把问题说成单方面的责任。他指出，安徽修建水利工程，确实对当地农业和防洪发挥了作用；但一些阻水设施也改变了原有排水条件，河南商丘一带的洪水因此缺少顺畅出口。
“不是来告状，是来商量怎么一起治水。”
这句话，点明了这场春节会面的分量。若只要求安徽拆坝放水，淮北群众可能受灾；若河南继续把水留在本地，商丘百姓也无法安稳。两省边界上的河流，从来不听行政区划安排，治水也不能只顾一头。
有意思的是，早在1958年，毛泽东视察安徽时，就曾在安徽省博物馆水利展览处仔细了解淮河治理情况。当时淮北地区已经开挖大中小河道九千多条，水利建设规模很大。工程数量多，说明治理投入不小；但河道之间怎样衔接，跨区域如何调度，同样需要统筹考虑。
讨论持续了很久。纪登奎提出，可以另辟排水通道，把豫东部分地区以及安徽邻近地区的洪水集中引向洪泽湖，减少洪水在边界地带滞留。这个设想的关键，不是把灾害推给邻省，而是寻找一条两边都能承受的出路。
李葆华当即组织人员继续研究图纸。双方水利干部反复核对地形、河道和工程条件，逐步形成了共同意见：河南负责疏通、配合相关河道，安徽方面则要调整部分阻水工程，两省不能各修各的，更不能出了问题再相互埋怨。
会谈后，河南、安徽两省共同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豫东地区与安徽省边界水利问题的处理意见》。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批示，决定由两省协同开挖新汴河。
工程并不轻松。河道穿越两省交界地带，涉及土地、堤防、闸坝和群众生产安排，任何一环处理不当，都可能影响整体进度。两省水利人员共同勘测、施工，河南疏通旧河道，安徽配合处理相关阻水设施，工程在协作中逐步推进。
到1969年，新河道建设取得重要进展，豫皖两地群众曾以“豫皖人民心连心，团结治水挖穷根”为口号参加有关活动。新汴河投入作用后，豫东和皖北部分地区的排水条件得到改善，长期困扰沿岸群众的洪涝压力有所缓解。
纪登奎选择正月初二赶到合肥，看似挑了一个“不合时宜”的日子，实则是因为春节期间领导同志相对集中，许多工作可以坐下来当面谈。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把拜年变成一场问责，而是把商丘灾民的困难，转化为两省共同面对的水利课题。
李葆华也没有把河南来人视作添麻烦。对他而言，节日可以推迟，治水却不能等。两位地方主要负责人在一张地图前达成的共识，后来落成了一条河，也留下了跨区域协作解决民生难题的一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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