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春，皖南董家镇的一段河面上，一只小船缓缓靠近北岸。船舱里，谭震林和夫人没有交谈，同行的陈二妹也神色沉着。谁能想到，片刻之前，他们刚从一场盘查中脱身，而那场险情的突破口，竟是一场街头“泼妇骂街”。
谭震林当时从上海返回李家坝驻地，途经董家镇。这个地区往来人员复杂，日伪方面经常派人盘问行人，尤其注意陌生面孔和携带物品的人。谭震林身上带着手枪，若被搜出，身份便很难掩饰，同行的夫人也会受到牵连。
两名特务拦住去路，问话看似普通，目光却不断扫向两人衣着和行李。街面不宽，周围还有行人经过，硬闯显然不妥，沉默应对也容易引起怀疑。就在气氛越来越紧的时候，旁边突然传来一个女人尖利的声音。
“好你个小气鬼，十斤茶叶钱也要追到镇上来！”
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个挎着菜篮子的年轻妇人快步走来。她穿着寻常乡间衣服，边走边骂，手指几乎戳到谭震林面前。她不是别人，正是当地茶馆老板娘陈二妹。
陈二妹没有给谭震林解释的机会，张口便说他因为茶叶欠款跟踪自己，还故意拦路吓人。她的声音很大，街上的目光一下子从特务身上转到了三人之间。两个特务原本要查谭震林，此刻反而像成了旁观者。
谭震林很快明白过来，顺着话头说道：“既然你答应还钱，那就说清楚，别再拖着。”
陈二妹马上接话，称自己并非赖账，只是近来手头紧，愿意回娘家取钱。说着，她还把两个特务拉进这场争执里，感谢他们替自己拦住了“债主”，顺手从篮子里拿出鸡蛋和香烟，分别递了过去。
这番举动并不复杂，却很有迷惑性。特务收下东西后，既觉得陈二妹是熟人，又认为眼前不过是民间纠纷。两人应付几句，便转身继续巡查。陈二妹随即催促谭震林夫妇跟自己走，三人表面上是去取茶叶钱，实际却绕向河边。
有意思的是，陈二妹与谭震林的关系，并非临时结识。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她经营的茶馆一直是新四军在当地开展隐蔽工作的联络点。茶馆一楼人来人往，二楼相对安静，越是热闹的地方，越不容易被人想到会有重要活动。
陈二妹把柜台设在楼梯附近，谁要上二楼，她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她不识字，也没有明显的政治身份，却凭借熟悉街坊、善于周旋的优势，承担了传递消息和观察动静的任务。这种身份，在当时反而比公开露面更安全。
有一次，伪军保安团人员带枪来到茶馆，向她打听谭震林是否来过。陈二妹故意装作听不明白，只说没有见过什么“湖南老乡”。与此同时，炉上水壶被烧得吱吱作响，那是她与楼上人员约定的警示信号。谭震林等人收到提醒，及时从隐蔽通道离开。
这次董家镇脱险，陈二妹的临场反应同样关键。她没有直接表现出认识谭震林，而是把双方关系伪装成债主与欠债人的纠纷。她越是蛮横，越符合乡间妇人的形象；她越是把事情闹大，特务越难把注意力集中到谭震林身上。
河边的小船已经等候。陈二妹选择水路，是因为沿岸人少，盘查通常不如陆路密集。船行到中途，三人发现对岸停着另一只船，船上几个人正朝他们张望。空气再次紧张起来。
陈二妹轻轻碰了碰谭震林，比出手枪的手势。谭震林随即把枪交给她。她走向船头时借身体遮挡，将手枪放在船板上。船夫回头看见后，没有惊叫，只用脚把枪拨入河中，随后继续撑船。
船靠岸后，几名特务果然围了上来，对谭震林夫妇进行搜查。此前那两个收下物品的特务越想越觉得不对，已经把情况报了上去。所幸手枪沉入河底，身上没有留下关键物证，而陈二妹此前编出的“回娘家取钱”也经得起表面查问。
一阵盘问之后，特务没有找到证据，只能放行。谭震林夫妇随陈二妹继续赶路，辗转返回李家坝驻地。整场脱险没有枪声，也没有正面冲突，靠的是陈二妹对环境的熟悉、对人性的判断，以及三人在极短时间内形成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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