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容易犯的错：拿现在的想法，说当时的心思二、别把第一次收到提醒，当成铁的分界线三、笔录把时间写含糊了，别想着签了字再解释四、看到“知道账户用途”这句话，先问清这几个问题

卡交出去以后，才从警方那里知道这卡被用来犯罪了，可跟人说的时候却说成“我知道这卡是给他们收钱的”。这句话里的“知道”，到底发生在交卡前、配合过程中，还是案发后？时间没说清，就可能影响判断：他当时到底知不知道、算不算参与。要按真实经过，把当时知道的信息、后来才知道的情况、各自的来源，分开说清楚。

我是陕西华格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莹珺，办的网络犯罪、账户涉案案件，主要就是查“主观明知”——他到底知不知道。聊知情时间，法律上要对的，是“知道的内容”和“具体动作”怎么对应。不能把这个人现在知道的所有事，都算到他当初交卡的时候。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案发之后，人可能已经知道对方是谁、钱从哪来、卡拿去干嘛。回忆的时候，这些后来才知道的信息，很容易混进当时的记忆里。比如，某人交卡时听到的说法是“兼职收款”，被调查后才晓得这事跟诈骗有关；说的时候如果不提信息来源和知道的时间，两个阶段就糊在一起了。

这一混，可能让他帮忙时的认知被理解得更早、更具体，也可能让前后说法看起来互相矛盾。反过来，后来解释“我当时不知道”，也不能单凭这一句就排除他明知。交卡前有没有不正常的约定、配合过程中有没有出现新信息，还是要查。

比较稳妥的做法，是把亲身经历、当时听到的说法、后来才知道的事实分开。能确认日期的，用记录核对；只能确定大概先后的，就说明记忆范围。别为了把经过说顺，把后来才知道的用途写到最初交卡的时候，也别把当时已经知道的不利情况删掉。

“第一次收到提醒是在交卡之后，所以之前肯定不知道”——这个判断也容易跑偏。提醒是很重要的线索，但不一定是他知道情况的唯一来源。拿了不正常的钱、对方提过奇怪的操作要求、更早的聊天内容——这些都可能影响“他更早时候知不知道”的判断。

2025年“两高一部”《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第5条要求，结合提供帮助的时间、方式、次数、获利和个人认知等情况，综合认定明知。所以，提醒来得晚，不能自动排除他之前就知道；提醒来得早，也要核实当时说了什么、他有没有真的收到、之后又做了什么。

纠正这个误区，要回到每次帮忙发生的时间点。交卡时知道什么，后来发密码时又知道什么，收到明确提醒后有没有继续验证、配合转账——分别核对。只证明“现在知道卡出了问题”，不足以直接证明最初交卡时他知不知道；证明某次提醒之后又有流水，也还要核实是谁操作的、他本人怎么参与的。

这里还要分清：“觉得有点不对劲”和“法律上的明知”是两回事。平时说的“觉得不对劲”“怀疑过用途”，不能不经审查就直接变成定罪的结论；他说自己不知道，也不能代替对其他证据的核查。要把具体信息和行为交代清楚，再根据全案证据判断。

有的时间对不上，是嘴上没说清；有的是笔录给记概括了。他明明说“后来才听说”，笔录里却只剩“知道”；或者几次不同日期的配合，被合并成一次连续行为。没核对就签了字，后面就要花更大功夫解释原意、核实记载、再补其他证据。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讯问笔录要交犯罪嫌疑人核对；没有阅读能力的，要念给他听。记载有遗漏或差错的，可以提出补充或改正，确认没有错误后再签名或盖章。核对的时候，要特别留意“知道、听说、发现”这些说法对应的时间，以及记录有没有准确反映他说的话。

已经签过字，后来发现确实有遗漏或差错的，也要如实说明：具体在哪、原来是什么意思、怎么发现的，通过合法程序提出来，并提供能核实的材料。要不要结合已有的录音录像进一步查证，由办案机关依法处理。不能为了消除矛盾，重新编一套经过，或者让相关人员统一说法。

补充说明，也不等于原来的陈述当然就失效了。《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要求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不管原先还是后来的说法，都要跟聊天、提醒、操作这些客观记录核对，不能只挑其中一句当全部判断依据。

看到一处“知道账户用途”的说法，先问：说的是哪个时间？这信息从哪来的？当时已经知道的内容，和后来才知道的内容，有没有混在一起？在这个时间点之后，又发生了哪些具体配合？如果记录只能证明其中一段，没确认的部分就留着，别替它补结论。

存在这类争议时，律师可以在依法会见、了解情况后提出核查意见；进入审查起诉、依法阅卷后，再对照笔录和其他证据核实。重点是找出：时间和含义到底哪里对不上、有什么材料能说明。别把目标定成“改成不知道”。

眼下能做的：保存原始记录，按实际知道的顺序说明经过，对笔录里的遗漏或差错依法提出补充、改正。别把事后知道的信息搬回事前，也别因为想撇清责任，就把当时已经知道的东西抹掉。知情时间，要靠真实陈述和证据一起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