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5年十一月，杜甫从长安出发，赶往奉先县探望寄居在那里的妻儿。彼时他已经44岁，刚被授了一个看守兵甲器仗的从八品小官，好歹算是有了一份正式俸禄。
那一夜天寒地冻，他从长安出发，路过骊山时，隐约听见华清宫里玄宗与杨氏兄妹的歌舞管弦之声。他快马加鞭往家赶，满心以为日子总算要好转了。
推开柴门，迎接他的是一阵号啕大哭。
他最小的儿子，刚刚饿死了。
杜甫在极度悲痛中写下了一首五百字的长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中他写道：“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
一个做父亲的人，竟没本事养活自己的孩子。这句话的分量，一千多年后读来仍然沉重。
但更令人震撼的是紧接着的那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自己的儿子饿死了，他想到的却是天下还有多少冻死骨。这就是杜甫。但今天我们不谈他的伟大，我们来扒一扒一个更现实的问题——他到底靠什么活着？
杜甫不是穷人出身，他曾经是个“官二代”
很多人印象里的杜甫，永远是一副苦大仇深、穷困潦倒的样子。但实际情况是，杜甫35岁之前，日子过得相当滋润。
他的父亲杜闲是朝廷命官，收入大概是当时农民的十一倍。他的母亲出自唐朝望族清河崔氏，亲戚、妻族大多是官宦人家。杜甫年轻时“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穿着皮草、骑着骏马，在齐赵大地游猎放鹰，过的完全是公子哥的日子。
杜家在全国有多处产业。杜甫自己说过“杜曲幸有桑麻田”“两京犹薄产”，国家太平的时候，光靠收租就能养活一家人，完全不成问题。
但一切在父亲去世后变了。
大约在杜甫三十岁前后，父亲杜闲过世，家里的经济来源一下子断了。更麻烦的是，杜家分家了——大家庭的收入被分割，分到杜甫手里的那部分，根本不够支撑他一大家子的开销。
从那一刻起，杜甫必须自己想办法养活十口人。
他到底靠什么活着？五条路，一条比一条心酸
第一条路：摆地摊卖药。
父亲去世后，杜甫在长安过起了“长漂”生活。为了糊口，他从野外采来草药，到长安城里摆地摊。有时候卖药挣的钱连一天的伙食费都不够，只能到朋友家蹭饭。他自己在《进三大礼赋表》里说得很直白：“卖药都市，寄食友朋”。
一个满腹经纶的士人，靠摆地摊维持生计。杜甫的“杜工部”名号响彻千古，但在他活着的时候，他首先得是一个能养家糊口的人。
第二条路：朋友接济。
这是杜甫一生最主要的生存方式。他的朋友圈里有一批做高官的老友，其中最关键的两个人是严武和高适。
高适在彭州做刺史时，杜甫家里揭不开锅了，直接写诗求救：“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高适收到诗，二话不说就寄钱寄米过来。
帮助最大的是严武。严武先后两次镇守成都，对杜甫的照顾堪称无微不至。他不仅给了杜甫一笔钱，还在浣花溪畔帮他找了块空地建草堂，甚至派了几个士兵来帮忙搭建房屋。后来严武又举荐杜甫做了“检校工部员外郎”，让他到自己幕府当参谋，这才算暂时解决了生计问题。
第三条路：建草堂靠“众筹”。
杜甫的草堂是当时朋友圈里最著名的一次“众筹”。
他的表弟王司马第一个送来了建房款，杜甫专门写诗记录：“忧我营茅栋，携钱过野桥。他乡唯表弟，还往莫辞遥。”
房子建起来之后要绿化，杜甫就写诗向各地朋友要树苗。他向萧县令要一百棵桃树苗，向绵竹县令韦续要竹子，向绵谷县尉何邕要桤树苗，向涪城县尉韦班要松树苗，向一位徐姓朋友要果树苗——甚至还写了一首催款诗催王录事交草堂维修费。
用今天的话说，杜甫是唐代最会拉赞助的诗人。他自己也心知肚明，在诗里把这些事一件一件记下来，坦坦荡荡，毫不遮掩。
第四条路：短暂的官职俸禄。
杜甫一生做过几次官。最体面的是左拾遗，八品，但只干了几个月就被打发回家了。后来在严武幕府做节度参谋，但这是严武私聘的幕僚性质，不在正官系统，俸钱得由严武从节度使办公经费里出。
换句话说，他名义上挂着“工部员外郎”的头衔，实际上一天都没去工部上过班。这个虚衔只开一半工资，退休后也没有保障。
第五条路：种地收租。
在夔州时期，都督柏茂琳一下子拨给杜甫百顷公田，让他实打实地做了一年多地主的。这是杜甫晚年最富足的一段时光。他在草堂旁边种地，“劳苦之中亦自有乐事”。但好景不长，柏茂琳调走后，他再次失去依靠。
那句诗里藏着的答案
回到开头那个问题——杜甫靠什么养活一家人？
答案是：靠父亲留下的产业撑过了前半生，靠朋友接济撑过了后半生，中间穿插着摆地摊、做幕僚、种地收租。
但这些都只是方式。真正支撑杜甫活下去的，是一个更朴素的东西——他的诗。
杜甫写诗，从来不白写。他给权贵写干谒诗求推荐，给朋友写诗求接济，给资助过他的人写诗留念。他用诗记录下每一笔馈赠、每一份恩情、每一次困境。
然后在最穷的时候，他写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一个自己连房子都保不住的人，心里想的却是天下所有无家可归的人。
杜甫一生困顿潦草，连吃菜这样的问题都要时时挂在心头。但他比谁都清楚一件事：贫穷可以困住一个人的身体，却困不住一个人对世界的悲悯。
幼子饿死的那一夜，他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十个字，是中国诗歌史上最重的一笔，也是最痛的一笔。
而他，是用自己儿子的命，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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