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皖南山区枪声不断，新四军部队在重兵追击下被迫突围。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负伤倒在队伍行进的路旁，他身上带着几块银元，也带着一份没有来得及完成的牵挂。
皖南事变发生后，部队处境骤然恶化。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等人在突围过程中遇害，原本承担指挥、政治工作和部队组织任务的干部，几乎都被卷入生死关头。
袁国平没有选择停留。他率领部分指战员向北转移，边战边走。敌我力量悬殊，加上连续作战，部队行动十分艰难。激战中，他身中数弹，伤势严重，仍要求身边人员不要因救护自己而耽误突围。
战士们没有答应。有人查看伤口，有人找来担架，更多人轮流把他背在身上。那不是普通的救护，而是在枪火中抢救一名重要干部，也是战友之间最直接的责任。
队伍抵达章家渡时，追兵已经逼近。渡河只有一线机会，河水、枪弹和伤员同时摆在眼前。战士们抬着袁国平涉水前进，抬送途中不断有人倒下，后面的人立即补上。
经过一番苦战，部队终于渡过河，但原本数百人的队伍只剩下几十人。袁国平清楚，许多同志为了护送自己付出了生命代价。对一名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的将领而言，这种负担比伤口更加沉重。
他对身边人员说：“不要再管我，赶快突围。”随后，他取出身上的七块银元，请战友代为上交，作为自己最后一次缴纳的党费。七块银元并不多，却是他在绝境中能够留下的全部财物。
这时，袁国平面临的已不只是个人生死。他若继续被背负，队伍速度必然减慢，更多战士可能因此陷入包围。若落入敌手，又可能遭受审讯和羞辱。长期的军事斗争，使他早已明白被俘意味着什么。
趁身边人员不备，袁国平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战友发现后悲痛万分，但追兵仍在逼近，队伍不能停留，只能将遗体托付给当地人员。这一年，他35岁，儿子袁振威尚未满两岁。
遗体如何保存，成为突围之后的另一场考验。当地游击人员找到一名木匠，请他设法隐藏烈士遗体。木匠没有把遗体安葬在显眼之处，而是秘密埋入自家祖坟，以普通墓葬掩护身份。
当时搜捕仍在继续，泄露消息便可能招来灾祸。木匠对这件事守口如瓶，连家人也没有立即告知。临终前，他才将秘密交代给妻子，并说明墓中安葬的是袁国平，日后要设法通知新四军方面。
1949年皖南地区解放后，木匠家属开始寻找当年的部队和联系人。经过打听，他们与刘奎取得联系。有关人员到场辨认后，袁国平的遗体才得以确认，并被重新安置。这段经历，也说明当地百姓曾为保存革命者遗骨承担了很大风险。
袁国平留下的独子袁振威，后来在有关方面的照料下成长。战争年代失去父亲，使他的童年少了一份寻常家庭的陪伴，但父亲的名字和经历一直影响着他。成年后，他考入国防大学，学习海军相关专业。
毕业之后，袁振威长期在海军指挥教育岗位任教，参与培养海军作战指挥人才。他没有走一条依靠父辈声望的道路，而是通过学习和工作建立自己的专业履历。对于这位烈士遗孤而言，父亲留下的并非物质遗产，而是一种对责任的理解。
袁国平牺牲时，儿子还不能记住父亲的模样。多年以后，袁振威只能从亲属讲述、历史资料和父亲留下的照片中，逐步拼出那段人生。父子之间没有共同生活的记忆，却因一场民族危亡中的选择，形成了跨越岁月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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