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99年，汉武帝时代最耻辱的一次军事失败，却意外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部史书。
那个被拖上公堂、以宫刑定罪的史官，在受刑之后活了下来，写完了130篇、52万字的《史记》。
后来班固评价他不虚美，不隐恶，这六个字在中国史学史上几乎再没有人真正做到过。
司马迁出生于公元前145年前后，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的太史令。
这个职位听起来体面，实际上地位相当尴尬，主要负责掌管天文、历法和档案，在文官体系里既不掌实权，也不参与决策。
司马谈对儿子寄托了很重的期望，从小让他跟着当时最顶尖的学者学习，包括古文经学大家孔安国，还有当时做黄老之学研究的董仲舒门人。
十岁之前，司马迁跟着父亲住在长安附近的龙门，龙门就在黄河边上，是韩城那一带。
他后来自己写过，小时候就在故乡耕田和放牧，不是说他家里穷，而是当时士人子弟普遍要经历农业劳动，父亲不想让他从小只待在书斋里。
二十岁那年，司马迁开始漫游全国，这趟行程不是走马观花，他走过沅江、湘江流域，到汨罗江边凭吊过屈原；去淮阴看过韩信当年受辱的胯下之地；在曲阜拜祭孔子墓，参观了孔子的器物和弟子们留下的遗迹。
这些地方后来都进了《史记》，不是作为背景板，而是带着他自己站在那里的感受。
公元前110年，司马谈在临终前把司马迁叫到身边。
那一年，汉武帝刚封禅泰山，这是历代帝王认为功德圆满才能做的大典，司马谈却因为病重没能随驾，引以为生平最大的遗憾。
他拉着司马迁的手说，他毕生想写一部通贯古今的史书，没有写完，希望儿子替他完成。
司马迁跪下来，眼泪流下来，答应了父亲。
三年后，他接任太史令。
真正把这件事彻底打乱的，是公元前99年的那场飞来横祸。
那一年，汉武帝派李广利率军出击匈奴，同时命李陵带五千步兵深入漠北策应。
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孙子，带的是步兵，深入草原腹地，遭遇了匈奴单于三万骑兵的包围。
他率部边打边撤，走了十几天，杀伤匈奴骑兵一万多人，最终弹尽粮绝，投降了。
消息传回长安，汉武帝震怒，满朝大臣都在谴责李陵。
司马迁站出来说了一番话，大意是：李陵平时对部下恩义深厚，这次孤军深入，打到这个程度已经很不容易，他的投降未必是真的屈服，也许是在等待时机。
汉武帝听了，认为他是在替李陵辩护、有意诋毁李广利，当即将他下狱。
汉代的刑法里，犯死罪有两条路可以免死：一是缴纳五十万钱赎身，二是接受宫刑。
司马迁拿不出那笔钱，他后来在给朋友任安的信里写了当时的处境：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
没有人替他说话，也没有人出钱。
他选择了宫刑，活下来，继续写。
这封信，也就是后来被收录在《汉书》里的《报任安书》，是理解司马迁这段经历最直接的文献。
他在信里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这句话很多人都背过，但前面那段上下文经常被忽略，他紧接着说，西伯拘于羑里，写了《周易》；仲尼厄于陈蔡，作了《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这不是在发牢骚，而是他在给自己找同类，说服自己继续活着是有意义的。
受刑之后，司马迁又做了几年中书令，这个职位在汉代是宦官担任的内廷职务，地位比太史令还要低。
他在这种处境下，把《史记》写完了。
《史记》的结构到现在仍然是史学界讨论的对象。
它分成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这个框架后来成了中国正史的标准格式，从《汉书》一直到《明史》，两千年里没有一部官修史书放弃过这个结构。
其中本纪按帝王排列，世家写诸侯和特殊人物，列传写各种类型的人，从将相到刺客，从商人到游侠，到滑稽倡优，视野之宽在当时的史书里找不到先例。
他写项羽，给了一篇本纪。
项羽从来没有当过皇帝，但司马迁认为他实际上主宰了天下，就给本纪的待遇。
他写刺客，写游侠，在当时是相当出格的做法，因为这些人在官方眼里不是值得立传的对象，甚至有违法的成分。
他自己在《游侠列传》里解释，这些人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
这句话在儒家的道德框架里是有点别扭的，但他还是写进去了。
他写汉武帝，没有回避。
汉武帝在位期间的宫廷巫蛊案、酷吏横行、连年用兵导致的人口和财政损耗，《史记》里都留有记录，虽然措辞克制，但信息在那里。
这一点，后来的班固在写《汉书》时就温和了很多，很多汉武帝的负面叙述被淡化或删去。
司马迁大约在公元前90年前后去世，具体年份史料没有明确记载。
他最终没有等到汉武帝正式为李陵平反，也没有等到有人替他说一句公道话。
《史记》写完之后，他把书藏了起来，写信说藏之名山，副在京师，意思是正本存放在安全的地方，另备一份留在长安。
他知道这本书在当时不能公开，有些内容会让人不高兴。
直到汉宣帝时期，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把这部书公开传布，《史记》才开始流传，距离司马迁开始写作，已经过去了将近七十年。
李陵后来的结局是死在漠北，没有回来。
司马迁当年仗义执言，换来了宫刑，李陵最终也没能证明自己。
这两个人之间，那句辩护究竟值不值，至今没有一个干净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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