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辛庄课堂）
摘要
企业家精神并非企业界所独有，任何突破常规、创造未来的事业都需要企业家精神。本文从世界观层面区分三种世界图景：牛顿的决定论（确定）世界、奈特的不确定世界和沙克尔的未定世界，论证在未定世界中决策依靠的主要不是计算而是想象力；想象力是对未来可能性的全新构建，与知识存量不构成线性关系。
企业家创造的正是“做了才可能发生、不做绝对不会发生”之事，其活动空间位于多数人认为“不可能”而实为认知判断的领域。人工智能基于演绎与统计逻辑，只能拟合数据回归线，没有想象力，无法生成改变历史的“离群点”，因而无法替代人类的创造性。经济学的现有范式植根于古典物理学的确定性世界观，无法容纳企业家创新；未来需要从真实的未定世界出发重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本文根据张维迎教授在2026年8月22日第二届“企业家精神：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的演讲整理改写。）
三个世界观（模型）
区分世界观的要害在于未来与过去的关系，以及我们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
第一个世界是牛顿世界，即决定论的已定世界。历史唯物主义和经典科学相信：未来由过去完全决定，未来的所有信息都包含在过去之中，认识了过去就可以预测未来。在这个世界里，原则上一切已由普遍的因果关系确定，可以完美预测，因此完全不需要企业家。
第二个世界是奈特 (F. H. Knight) 的不确定世界。这个世界如同牛顿世界一样，一切都已经确定，但由于人类知识有限，我们感到不确定，也就是不能准确预测。这种不确定性是外生的——影响世界的变量太多，我们只掌握其中一部分。传统经济学由此隐含一个重要假定：随着知识与数据的积累，不确定性会减少，预测会更准确。然而事实似乎相反：知识越多，不确定性越高；社会越发展，受教育越多的人，其面对的不确定性反而高于未受多少教育的人。这一经验事实对奈特框架构成了反例。
第三个世界是沙克尔 (G. L. S. Shackle) 的未定世界。沙克尔是英国经济学家，早年颇有名气，后来几乎被人遗忘，主要是因为他的思想太具颠覆性，很难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沙克尔世界的核心概念是 indeterminate（未定）。在这个世界里，未来不完全由过去决定，未来有待被创造，而创造来自我们的行动与选择；每一个选择带来一系列后果，甚至可能是无穷的后果，事先没有办法预测哪个后果会实际出现。因此，未定世界一定是不确定的世界。但未定世界的不确定性不同于已定世界的不确定性，主要是由于未来的选择不可预测导致的，而不是单纯的有限知识导致的。
因此，更准确地说，牛顿世界是已定且已知的世界 (determined and known world)，奈特世界是已定但未知的世界 (determined but unknown world)，沙克尔世界是未定且未知的世界 (indeterminate and unknown world)。
三种不同的世界观对理解企业家有什么含义？在牛顿世界里，没有真正的人类决策，或者说，决策只是一种幻觉。在奈特世界里，决策就是预测，是被动的适应，并不改变世界本身，如同你出门带伞不带伞不会影响天是否下雨。在沙克尔世界里，才有真正的决策，因为不同的选择可能导向不同的未来历史路径。因此，牛顿世界完全不需要企业家；奈特世界至多容纳套利型企业家——发现已经存在的不均衡，这是奥地利学派包括科兹纳（I. Kirzner）的观点；沙克尔的未定世界则完全不同——它需要的是创造性，而创造靠思想，靠想象力。
思想的创造性与因果观
在未定世界中，未来依赖于我们的选择，而选择取决于我们的思想。因果关系本身可能是创造的产物，并非我们观测到的所有现象都可以归结为某种先在原因的必然结果——并非“有什么因就有什么果”。
在未定世界里，人的思想、观念本身就是“因”，用沙克尔的话说，是“无因之因”(uncaused cause)，即无法追溯到过去已经存在的因。我们过去习惯于将一个人持有什么样的思想观点归结于出身或利益，即所谓“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但这显然不符合事实。最激烈批判资本主义的，恰恰可能是资本家出身的人：恩格斯的父亲是大企业家，他本人继承了遗产；马克思也不是无产阶级出身；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的李大钊、陈独秀均非无产阶级出身。而许多捍卫自由市场的人恰恰出身下层，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和托马斯·索维尔都是工人家庭出身。我们也可以举出很多与此相反的例子，如拥护资本主义的唐纳德·特朗普是房地产商出身，而主张搞社会主义的美国政治家桑德斯是下层出身。这些事实表明：尽管一个人的思想有其背景，但无法仅凭出身解释；不要用决定论的观点解释人的思想。
有一句流行的话是“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果世界是确定的（包括已定已知，也包括已定未知），这句话无疑是对的。但如果世界是未定的，这句肯定是错的。在未定世界里，思想是创造未来的源泉，意志会影响历史走向！
想象力：未定世界中的决策方式
在确定的世界中，决策是教科书意义上的计算，而且很简单——每个问题都有唯一客观、正确的答案。在未定的世界中，决策依靠的不是计算，而是想象力。选择的本质在于选择必有后果，否则无需选择；正因为世界未定，选择才有创造的余地。但选择的后果一定是多种可能而不可预知的，因为每一个选择的后果依赖于未来的选择，你无法预测人们未来的选择。历史永远处在岔路口，每时每刻都存在选择空间。每一个人都可以创造历史。
传统上我们理解的不确定性都是外生不确定性（即已定世界的不确定性），可以用概率分布来描述；而面对未定世界，根本的不确定性是内生的——它依赖于你自身的选择、依赖你的思想。统计学与自然科学的假定一样，预设未来是过去的重复；但人类的历史从来不重复。如沙克尔所讲的，任何可能改变人的观念的选择都是“自我毁灭性的”，不会重复。比如，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数十年之后，即使现在放开生育控制，人们的生育行为也不会回到这项政策实施之前。个体农民在包产到户之后的行为与五十年代人民公社时期之前也完全不同，因为风气已经发生了变化。对内生的不确定性，只能用可能性 (possibility) 来描述，而不能用概率 (probability) 来描述。这对经济学构成巨大挑战——经济学的所有不确定下的决策模型目前都建立在概率的基础上。
关于推理方法，可以区分演绎法、归纳法与溯因法：演绎法从前提出发保证结论有效，数学即典型；归纳法从观察到的现象中总结因果关系，创造临时性知识；溯因法由果及因、作大胆猜想，爱因斯坦等杰出科学家的创造即属此类。
想象力与三者都有关，但并不相同：企业家面对的是没有证据的未来，需要构造一种本来并不存在的东西，这种构造无法用逻辑推出，也不是猜测已经存在的东西，而是构建全新的可能。因此，想象力是人类思维中最重要、也最具挑战性的能力。
想象力与知识不是线性关系——知识属于过去而非未来，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有完美记忆的人未必有想象力，考试成绩特别好的人往往缺乏想象力。想象力是对未来可能性的判断，沙克尔区分了一般可能性与特殊可能性：前者指满足自然法则和人性法则及事物变化速度前提下的无法被排除的可能性；后者与人的特定选择有关。一条荒沟填土造地，不违反自然法则与人性法则，只要给出足够的时间就有可能，但是否成为现实，取决于有没有人想到它、有没有人采取行动。首先要想到；想到之后也不必然成功——筹资、土地征用等障碍需要克服，而且时机的环境条件会变化。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任何给定的时刻，面对同样的科学知识和环境，不同人想到的可能性完全不同。两百多年前英国企业家约翰·威尔金森用铁造船，时人皆曰“铁比水重，铁船怎能浮在水上”；一百多年前美国莱特兄弟造飞机时也被认为不可能——飞机比空气重，怎能飘在空气之上。威尔金森和莱特兄弟不相信这种“不可能”，并取得了成功。铁船与飞机并不违反自然法则，只是当时的人们还不明白其原理。可见，同样的知识，不同人想象的可能性完全不同。就创造力而言，人与人最大的差别正在于此。
企业家创造的可能性空间
面对未来，我们需要在以下几类事情之间做出区分。有的事情不论你做什么都会发生（如太阳明天早晨从东边升起），有的事情不论你做什么都不会发生（如太阳从西边升起）。这两类事我们不需要操心。人类真正需要关心的是另外两类：做了某种选择它才可能发生、不做绝对不会发生的事——企业家做的正是这类事；以及本不愿其发生的事情——采取行动就可以阻止它发生，不采取行动它就可能发生。只有影响未来可能性的选择，才是我们需要做的选择。
在满足自然法则和人性法则前提下，可能性空间与时间有关。以时间为横坐标、可能性空间为纵坐标：离当下越近，可能性空间越小；离当下越远，可能性空间越大。这是因为，变化是需要时间的；并且，有些事情需要建立在另一些前置事情的基础上。例如，没有计算机和互联网，不可能有今天的人工智能。总体趋势是，站在当下看未来，可能性空间不断扩大：今天认为不可能的事，十年之后可能就完全可能。
几乎所有要改变现状的创新者都会被批评为“理想主义者”，甚至“空想家”，因为在常人看来，他们的想法不符合现实，不具可行性，也就是不可能！但事实上，可能不可能是个主观判断。可行与否依赖于认知。有些事，你认为它可能，它就可能；你认为它不可行，它就不可能。1984年4月我写了一篇关于价格改革的论文，主张通过双轨制的方法逐步放开价格控制，走向完全的市场价格机制。在最初的讨论中，大部分人认为我是纸上谈兵，不了解国情：“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价格怎么可能放开？”。 但后来领导人认为可行，它就可行了：1985年初文件发出，计划外价格先放开，双轨制最终走向价格全面放开。因此，对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可以提出一个判断标准：如果你的政策建议人人都说可行，那就没有用，因为它不是新东西；只有你提出的东西被许多人认为不可行时，它才可能是真正有价值的主张。
企业家做的正是违反主流认知的事：满足自然法则与人性法则；可能，但大部分人认为不可行。大部分人认为可能的事，都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企业家是创造过去没有发生但未来可能的事——也就是想象的未来历史。
人工智能无法替代人类的创造力
今天面临的重大挑战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很厉害，但替代不了人类，原因在于：未来不是过去规定好的；如果未来由过去规定，人工智能确实可以替代人做的所有事。人工智能最早依赖演绎推理，即自上而下（top-down）的逻辑设计；现在的机器学习、神经网络本质上是统计回归（regression），在越来越大的数据中不断学习修正。这与人类的创造力根本不同。
所有的统计分析和经验研究都想找出回归线，而真正改变历史的不是那条回归线，而是线之外的离群点（outliers）。通常把离群点视为不正常、把线上的东西视为正常，这是完全错误的思维。真正关注人类的发展与未来，要注意的恰恰是离群点。平均就是平庸。人类进步靠得是马斯克、黄仁勋这样的人，而不是用平均数衡量的平庸者。
历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爱因斯坦1915年提出广义相对论时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那是他的想象、他对审美、几何和数学之美的追求，直到1919年英国科学家亚瑟·斯坦利·爱丁顿在非洲普林西比岛对全日食期间光线弯曲的观测，才证实了爱因斯坦的预言。哥白尼同样如此：并不是证据证明了地球绕着太阳转——当时汗牛充栋的科学证据和日常观测恰恰“证明”太阳绕着地球转。一种新理论的提出，经常不是因为有足够的证据，而是因为创造者的想象力。
数据会说话，但也可能说胡话。就人类社会而言，任何复杂方程拟合出来的历史路径都只是众多可能路径中特定的一条，是偶然的而非必然的。数据多并不意味着预测一定好：德隆 (J. B. DeLong) 绘制的250万年世界人均GDP变化图表明，假如你在1800年拥有此前全部历史数据，使用现在水平的预测模型，大概率会预测之后100年的人均GDP仍然延续平缓的曲线（几乎是零增长）。但真实的世界是工业革命之后人均GDP急剧攀升。工业革命就是少数人的行动改变了历史。
世界人均GDP变化史
资料来源：J. B. DeLong数据。引自Eric D. Beinhocker(2006）
经济学范式重构的方向
主流经济学里为什么没有企业家？因为主流经济学家假定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已定的，不是未定的。已定的世界就像已经写好的一本书，历史只是逐页展现而已，不需要创造，也不可能创造！当然没有企业家的容生之地！
有论者问：经济学与产业革命似乎关联很强——亚当·斯密大致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发表《国富论》，博弈论、信息经济学与后续技术革命有某种联系；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对经济学范式可能形成较大突破，对此有何思考？
我的看法是：《国富论》里根本反映不出工业革命的痕迹。斯密更多的是从道德层次看市场——过去人们认为谋私利的人是坏人，他证明在自由市场体制下，谋私利的人不是坏人，反而可能给社会带来普遍好处。斯密关注的主要是自由贸易，反对当时的重商主义政策，但他对企业家并没有好感。《国富论》出版的年份恰好是瓦特蒸汽机投入使用的年份，但这更像历史的巧合。与其说是工业革命催生了斯密经济学理论，不如说是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助推了工业革命。这就是思想的力量！至于博弈论，博弈古已有之——人类结成群体开始就相互博弈，博弈论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创立和发展，主要不是源于其开创者对现实现象的关心，而是经济学内在逻辑演化的结果。
经济学要防止过分自我循环、自我设套地发展。四十年来我的基本感受是：企业家这个因素无论如何套不进既有经济学框架。经济学受古典物理学影响太大，而古典物理学面对的是一个确定的物理世界——给定初始条件和运动方程，未来就完全确定；一旦承认世界是未定的，这套方法就不大适用了。未来需要从真实的未定世界出发，重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结语
总结一下，我这里想表达的基本观点是：人类社会在根本意义上是未定的；未定世界的选择依靠人类独特的想象力，而非计算；企业家精神就是在多数人认为“不可能”的空间中，通过想象和行动，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能力，也就是“无中生有”的能力；人工智能拟合过去，无法替代人类创造未来的想象力。重新认识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是理解企业家精神、进而重构经济学理论的前提。正如辛庄课堂从无到有的建设过程本身——在一片沟填的平地上建起学术空间——正是企业家精神的生动例证：它是“做了才可能发生、不做绝对不会发生”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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