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在京开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出席并作题为《关于当前市场关注若干问题的思考》的演讲，释放信息量巨大。在此过程中，潘功胜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政策及围绕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相关部署，包括退出存贷款基准利率，用市场化的利率指标来替代。
在金融行业，利率政策的每一次变动都承载着历史使命。关于利率政策的研究也始终伴随行业发展。近日，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研究团队完成《消费信贷治理与优化路径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这份报告试图回答一个看起来技术性、实际上关系到上千万家庭现金流的问题：当监管把消费信贷的价格上限一路压到 24%、20%、4 倍 LPR，市场会怎么反应？谁受益，谁被挤出？它的价值不在于复述政策条文，而在于用供需两侧的实证数据，把一个常见的政策直觉翻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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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轮政策的力度与意图
2025年4月，助贷新规把互联网助贷的综合融资成本上限划在年化24%，从25年10月1日施行；紧接着持牌消金公司接到窗口指导，2026年一季度起新发放贷款平均综合融资成本压至20%以内，同时停发ABS和金融债；2025年底小贷公司被要求最晚 2027年底前压到4倍LPR；2026年3月的《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又统一了口径——按 IRR 折算、逐项加总，不用APR。
报告指出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定位差异：我国这轮上限不是英美那种“防高利贷”的极高上限，而是世界银行所说的——设在具有约束力的水平上，意图直接改变市场结果。这也决定了它的影响不会是“象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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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新发现：总量冲击有限，局部却是断裂
测算结果是报告的第一个反直觉结论：受本轮利率上限直接影响的存量市场规模约1.8万亿元（剔除小贷后约为1.48万亿），仅占整体消费信贷市场（含信用卡）的8.5%。
单看这个数字，似乎不必紧张。但报告紧接着给出了关键判断：这种收缩不是利润空间的线性收窄，而是长尾客群信贷供给的结构性断裂。
供给侧的反应已经很清楚：七家非场景类上市助贷平台 2025年四季度交易规模全线下跌；奇富2026年一季度净收入同比降16.6%、净利润降51%、撮合规模降26.8%，90天以上逾期率从2.71%升到3.5%；马上消金2025年末贷款余额降14.53%，逾期贷款却增长71.21%，2026年上半年已发四期不良资产转让、规模超25亿；截至2026年5月底，31家持牌消金中22家挂牌转让不良资产包，未偿本息近490亿元。
机构的一致应对是：产品转向额度更大、期限更长、有抵押（车抵贷成为扎堆方向），深耕场景、砍掉现金贷，以及出海——信也海外收入已占集团 30%，目标2030年做到50%。
报告在这里点出一个结构性风险：消金公司纷纷转向“低定价、低风险、低收益”，实际上弱化了它对商业银行的补充作用，偏离了服务“短、小、频、急”需求的立身之道。而这恰恰是它存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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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新发现：高利率客群未必是“被哄骗的”
这是整份报告最有分量的一处实证。
2026年3月，研究团队通过支付宝平台回收4395份有效问卷。在近6个月有借贷经历的样本中，8.6%持有年化利率20%以上的消费贷。
通常的解释是：这些人金融素养不足，不知道自己在借高利贷。调研结果却显示，在被问及能否计算特定还款条件下的真实利率时，全样本答对率15.9%，有消费贷经历的18.7%，而20%以上利率的借款人答对率高达29%——他们比平均水平更懂利率。
那为什么还借？报告给出的人群画像指向答案：26–35岁为主，学历多为初中至大专，灵活就业或自营，家庭税前年收入1.2–2.4万元，收入波动大；20%+样本中有35.5%在过去一年经历过裁员、失业、意外、疾病、降薪或投资失败（全样本为23.5%）；50.8%在过去一年有贷款申请被拒经历（全样本仅9%）。
也就是说，他们不是不知道贵，而是在合规定价下拿不到钱。高定价对应的是被机构判定的高风险，不是消费者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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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新发现：他们借的钱，多数不是拿去消费
用途结构的对比很能说明问题。20%以上利率的样本中，用于消费或改善生活占41%，用于创业、经营周转的达31%，用于应急支出的23%——经营与应急两项合计过半。
这推翻了“高息消费贷=过度消费”的刻板印象。报告由此引入CAFI 2023年家庭财务日记研究的结论：真正阻碍长期财务健康的关键不是财务管理不善，而是收入不足且不稳定；正规或非正规信贷与储蓄服务，实际上在替代缺失的社会保障功能。
一个支撑数据：2025年末灵活就业者已达2.8亿人，二季度月均收入6179元，过半受访者家庭消费倾向超过60%，在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灵活就业者中，超三成消费倾向达到100%及以上。刚性支出占满可支配收入，收入一波动，只能靠信贷补缺口。
被挤出后的后果是可量化的：49.1%选择缩减开支，39.5%表示可以接受非正规渠道；44.4%的20%+客群在过去一年曾因借不到钱陷入困境——16.1%延迟或放弃就医，9.7%影响子女教育，18.5%缴不上房租水电，17.7%影响小生意，4%不得不借高利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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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验：没有一个国家只靠价格上限
报告梳理了欧盟、美国、日本、菲律宾、印尼五地经验，指向同一结论：单纯的利率管制若缺乏系统性配套，不但难保护消费者，反而催生更隐蔽的风险。
日本是效果最显著的案例。修订《借贷业法》后，上限统一为20%/18%/15% 分档，且为含手续费的综合成本，同时规定借款不超过年收入三分之一。结果：利率超 20% 的贷款占比从2007年90%降至2017年不足0.1%；3笔以上无担保借款人数从443万降至115万，降74%。
印尼提供了另一面。世界银行2026年研究指出，利率上限明显减缓了金融包容步伐，虽降低了机构在高风险群体的暴露，代价是减缓了本可建立信用记录、逐步过渡到更可负担金融形式的借款人被纳入的速度。
美国联邦无统一上限，各州分层设定，500美元半年期贷款上限中位数39.5%——分层而非一刀切。
欧盟新指令（2026年11月生效）把200欧元以下短期高成本贷款、先买后付都纳入，配套14天冷静期与债务咨询。
报告提炼出四条共性：负责任放贷（以债务收入比为核心的负担能力评估）、透明度与统一口径披露、冷静期与债务咨询等缓冲机制、按期限与额度分层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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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政策建议
设置审慎而灵活的价格上限，加快配套落地。清晰梳理对存量业务的调整路径，推动算法公平性评估，防止精准营销过度触达脆弱人群。具体可参照英国的 IMLT 模式：资金来自向消费信贷公司征收的行业征费，此模式自2004年已帮3.25万高利贷受害者注销超9160万英镑非法债务。
平衡普惠性与商业可持续性。承认服务长尾客群成本更高、风险更大，因此用贴息等政策扶持，让机构能保本、借款人能负担。
给消费者装“风险缓冲垫”。推进个人破产制度（深圳2020年条例、厦门2025年条例已创设信用修复专章），建立债务纾困机制——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已提出全体参与机构每年纾困投入合计不低于15亿元；更长远的则是金融素养与储蓄习惯的培养，日本农协“定期积金”低门槛储蓄是现成参照。
一句话总结
这份报告最值得记住的判断是：利率上限解决的是价格问题，而长尾客群面对的是收入问题。当政策把价格压到风险成本之下，供给不会凭空消失，只会转移——转向抵押品、转向优质客户、转向海外，或者转向地下。真正需要被设计的，不是更低的上限，而是让“借得到、还得起、还不上有出路”这三件事同时成立的配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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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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