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有人说，东林党不肯让东南富商出钱，害得崇祯丢了江山。 可有一个问题：魏忠贤掌权的时候，明朝真的有钱吗？
网上流传着一个替崇祯惋惜的故事：魏忠贤会收商税，专找富商下手；东林党代表江南富商利益，一得势就废了商税。
崇祯没钱打仗，只好向农民加派，逼出流寇。
在这个故事里，魏忠贤是财神爷，东林党是败家子。
但这个说法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在魏忠贤掌权的几年里，明朝国库真的很有钱吗？
天启末年，魏忠贤权势最盛。
但在《明熹宗实录》里，当时的户部尚书郭允厚奏报：
“太仓之岁入仅三百三十万，而岁出该五百余万，臣思之而无策也。”
他接着算：
各省岁征三百三十万，九边岁支已要三百二十万；边饷未解，欠账已积七百八十万。
大明朝的财务总监，实在没办法了。
魏宗贤这位传说中的财神爷还在任，但军费却有一个这么大的缺口。
名不符实啊。
当然，户部不等于全国财政，皇帝自己还有内库。但打仗要户部发饷，内库的银子不会克自动变成辽东的军粮。
但既然说到内库，我们不妨提一下那笔传说中那些由太监搜罗造成民怨沸腾的的商税。
先倒回万历朝去查，因为矿监税使不是魏忠贤的发明，是万历皇帝的创造。
万历二十四年起，宦官分赴各地开矿征税：
水陆行数十里就树旗建厂，见商人软弱便夺其全赀，挑担赶路的也要搜身；又立“土商”名目，穷乡僻坞的米盐鸡豕都要输税。
这么大的阵仗，效果如何呢？
户部尚书赵世卿核过八处大钞关：崇文门、河西务、临清等关，岁征定额三十二万五千余两，万历二十五年又增八万二千两；可自二十七年起岁岁缩水，二十九年总解银只剩二十六万六千余两。
派税使前，全国关市之税一年有四十余万两，按《明史》说，此后“数年间减三分之一”。
他把原因写进奏疏：
“税使苛敛，商至者少，连年税使所供，即此各关不足之数也。”
道理很简单，税使横征暴敛，经过钞关的商人少了，正规税收跟着缩水。
税使抢到钱了吗？抢到了。
钱进了哪里？
进奉名目五花八门，或称“遗税”，或称“节省银”，或称“罚赎”——当然，相当一部分进了皇帝的内库，而不是户部的太仓。
但账先通算吧。
费劲巴力地抢钱，究竟抢到了多少？
《明史》的记录，大致一共约三百万两。后来也有有学者重新核对《定陵注略》《万历邸钞》等史料，统计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矿监税使向皇帝内库进奉的银两约五百四十余万两。
按多的算吧，九年，五百四十万，平均一年约六十万两。
（当然，这只是交上去的银子，不是他们从民间实际搜括的全部。那些宦官和随从中饱私囊的部分还没有算进去。）
我都不好意思说这是拆东墙补西墙，在我看来，这是皇帝拆了厨房造厕所，而且还亏了。
再对照崇祯的战争开支。
赵翼《廿二史札记》记：万历末辽饷加派五百二十万两；崇祯十年增剿饷二百八十万两；十二年又增练饷七百三十万两，
“先后共增千六百七十余万”。
这是不同时期形成的名义加派额，不是每年实收，更不能直接当成实际军费支出。
但数量级摆在那里：军费是每年数百万两、持续多年的稳定供给。
靠散在各地搜括进奉的税监，那是远远不够的。
看来，魏宗贤那套穷凶极恶搜刮的办法，救不了崇祯，那“东林党保身价不顾国家死活”是真的吗？
天启四年，两广总督何士晋征商税，抵辽饷。
辽饷本按田亩加派，他尝试把两广的加派转由商税抵解，减轻田赋负担。
何士晋正是东林阵营里出了名的敢言者，梃击案中驳斥郑国泰的就是他。
一个“东林党人”主动扩大商税——仅此一例，足以推翻“东林党一律护商反税”的画像。
滑稽的是，故事还有后半段。
天启五年，竟然是阉党御史弹劾他增税扰民、征贿助饷，何士晋被革职除名；熹宗认为商人困苦情形昭然，下令改回按田亩征输。
何士晋愤郁而死，崇祯即位后才恢复名誉。
单从立场上而言，这个故事和传说就是反的。
最后要说一点，而且很搞笑——这些关于党争的议论根本不成立。
《明史·食货志》记：
天启五年，户部尚书李起元请复榷水陆冲要，获准；崇祯初，关税每两增一钱，八关共增五万两；三年再加；十三年又增关税二十万两，“而商民益困矣”。
所谓崇祯废尽商税，在制度史里根本不存在。
他不但收，还在一路加码，加到商民益困，也没填上战争的窟窿。
所以，明朝的财政困难，早在魏忠贤掌权时就已存在，而直至明末，商税也从未被全面废除。
用想象中公忠体国的魏公公来批判东林党只顾小集团利益，完全是胡扯。
这跟他是不是个好人都没关系，他从来就没这个本事。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