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初，福建永泰，年逾八旬的杨道明整理出一批旧物，郑重交给当地党史部门。他等这一天，已经等了整整十年。那里面藏着一个沉重秘密：一位早已被认定为烈士的革命干部，其实并没有牺牲，而是隐姓埋名活到了1980年。
杨道明后来出家，法名馨扬。面对前来了解情况的人，他说：“再不讲，等我也走了，这段历史就没人知道了。”这不是为了替自己辩解，而是担心当年的真相无人厘清。
那位干部，名叫钟循仁，1905年出生在江西兴国一个农民家庭。其父曾在乡村教书，因得罪恶霸被迫离开学堂，只能回家务农。1926年前后，共产党员杨奇函回到兴国开展革命活动，钟循仁受到影响，逐渐走上革命道路。
1930年，国民党军队发动第三次“围剿”，兴国成为重要战场。钟循仁担任区委书记，既组织地方武装袭扰敌人，也安排担架、运输和救护队支援红军。那时的工作没有多少条件可讲，缺人就发动群众，缺物资就想办法筹集，干部更要走在前面。
他在扩红、生产和基层组织建设方面表现突出，兴国后来成为中央苏区的模范县。毛泽东曾肯定兴国的工作，认为这个模范县的形成，与钟循仁的努力分不开。值得一提的是，他并不是只会布置任务，而是常常亲自带头，借具体行动整顿干部作风。
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1934年闽赣地区的危局。当时，闽赣军区部分负责人以保存实力为名，接连放弃清流、宁化、泉上等地，随后又撤离建宁、泰宁和资溪。上级发现，他们所谓的“打游击”，实际上是不断后撤，队伍士气受到很大影响。
中央为扭转局面，调钟循仁担任闽赣省委书记兼闽赣军区政治委员。他抵达后立即召开会议，要求大家稳住阵脚。有人忧心忡忡，他直截了当地说：“主力红军还在战斗，革命不能因为一时困难就停下来。”
1934年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后，地方武装留在赣粤边坚持斗争。1935年3月，中央分局转移，电报指挥被迫中断，闽赣部队只能独立行动。消息传来，队伍内部的不安迅速扩大，宋清泉等人开始私下商量退路，甚至准备带部队投敌。
钟循仁察觉到异常，却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到闽赣时间不长，实际兵权仍掌握在旧有负责人手中。更麻烦的是，宋清泉等人表面上没有公开反对，暗地里却不断散布悲观言论。
一次谈话中，钟循仁追问宋清泉为何动摇，对方矢口否认。钟循仁没有当场撕破脸，只劝道：“党培养了我们，不能在最困难的时候背弃队伍。”当夜，他又召集省级干部开会，表明自己愿意坚持到底。
然而，第二天清晨，宋清泉等人还是把队伍拉下山投敌。钟循仁醒来时，驻地只剩省委工作团二三十人。很快，地方民团包围山头，激战之后，多名干部牺牲，一批人被俘，只有钟循仁、杨道明等九人突围。
他们向永太方向转移，途中又遭追捕。两名同志负伤，只能留下养伤，其余人员分散行动。钟循仁和杨道明因身份暴露，成为重点搜捕对象，只得进入一座寺庙，以僧人身份藏身。
1943年，寺中曾来过两名客人。短暂交谈后，钟循仁和杨道明判断对方可能与地下组织有关，正准备寻找机会说明身份，对方却因有事匆匆离开。一次擦肩而过，使他们再次失去联系。
此后多年，两人住在寺中，开荒种地，育苗插秧，自食其力。钟循仁始终无法摆脱内心的痛苦，常对杨道明说：“我对不起牺牲的同志，也没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但在严酷环境下，活下来本身就需要极大意志，他们只能把身份深埋心底。
由于叛变者为了邀功，谎称已经杀死钟循仁和杨道明，党组织长期认为二人已经牺牲，并按烈士记录。钟循仁对此一无所知，也没有主动寻找家人和组织。
1980年，钟循仁病重。临终前，他叮嘱杨道明不要公开身份，更不要把消息告诉家人和组织。杨道明答应了。好友去世后，他仍沉默了十年，把这段往事压在心里。
1990年，杨道明终于改变主意。他把钟循仁的遗物和相关材料交给永泰县党史部门，说明两人的真实经历。这个迟到的交代，既包含个人的隐忍，也补上了一段长期缺失的历史记录。
杨道明晚年曾对老部下钟国楚少将说，几十年过去，自己仍会想起当年并肩作战的同志。1999年，杨道明去世，享年90岁。那批遗物和口述，成为后人重新认识这段闽赣斗争史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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