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冬，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田家英出差归来，身后跟着一位高个青年。董边还没来得及询问，青年已经站定，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师娘好！”一句称呼，让这位长期在边区工作的女同志顿时红了脸。
那位青年就是毛岸英。田家英赶紧解释，毛岸英刚从苏联回国，正在跟他学习中国语文、历史和传统文化，所以才这样称呼。董边这才明白，眼前这个晒得黝黑、神情爽朗的青年，正是毛泽东的长子，也是丈夫的学生。
这段师生关系，起点并不在课堂，而在一项很实际的安排上。1946年初，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组织上安排他从事俄文翻译工作。由于幼年长期离开中国，他的俄语基础扎实，汉语表达和中国历史知识却需要补习。
毛泽东曾考虑让陈伯达承担这项工作。陈伯达熟悉传统文化，也了解毛岸英的情况，但他认为，田家英更适合。田家英与毛岸英同为1922年出生，年龄相近，却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和知识积累。
毛岸英八岁时，曾与母亲杨开慧一同被捕，之后又辗转生活。1936年，他被送往苏联莫斯科的国际儿童院学习。近十年的海外生活，使他具备了另一种观察世界的角度，却也让他回国后必须重新熟悉汉语、历史和中国社会。
田家英的成长同样坎坷。他幼年丧父，九岁时母亲去世，曾被迫离开学校，到药店做童工。幸亏同学的父亲徐昌文愿意帮助他读书，他才得以接触更多书籍。没有安静的书房，他就借着微光苦读；没有完整的求学条件，便靠自学一点点追赶。
这种经历塑造了田家英严谨而坚韧的性格。他后来发表文章，进入革命队伍，并在马列学院担任教员。1939年，他讲授古文时，毛泽东偶然经过窗外，听了片刻。1942年，田家英在《解放日报》发表《从侯方域说起》，文章篇幅不长，却议论鲜明，显示出扎实的文字功底。
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印象很深，曾当面谈及其中的得失。田家英后来向友人谈起此事时，更多说的是毛泽东指出的问题，很少提及受到的称赞。这种不事张扬的态度，也成为许多人对他的印象。
田家英接受任务时，毛泽东没有把它说成命令，而是以商量的口吻表示，希望他帮助毛岸英学习国文、诗词和历史。田家英明白，这不只是补课，更是帮助一个长期生活在国外的青年重新建立与祖国文化的联系。
他的讲授方式很有特点。不是把历史和语文拆开讲，而是随着历史进程，讲人物、制度、文章和时代背景。毛岸英还要背诵名篇和重要文章。一次，毛岸英背诵现代文章时不够流利，何均替他解围：“现代文章没有韵律，背起来确实难。”
田家英没有争辩，起身将全文一口气背完，随后说：“该背的就要背，现代文也一样。”这件小事留下了深刻印象。田家英要求严格，并不是为了显示学问，而是深知基础不牢，后来遇到实际工作就容易浮在表面。
毛岸英也没有因为父亲的身份而放松要求。他曾以《荀子》中的“跛鳖千里”自勉，后来又把座右铭改为《礼记》中的“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这几句话，正好对应了他当时的处境：起步不算快，便用更多努力弥补。
1948年，毛岸英到山东参加土地改革，田家英还托同去的同志继续帮助他学习。回到西柏坡后，毛岸英常到田家英住处谈话，交流在基层工作的见闻。两个人谈书，也谈农村情况；谈苏联生活，也谈中国革命。师生之间，逐渐有了朋友般的坦率。
有意思的是，田家英后来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也与这种长期积累有关。胡乔木推荐他后，毛泽东曾问他到身边工作有什么打算。田家英回答：“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话虽朴实，却说明他知道秘书工作最要紧的是准确、稳妥和负责。
毛泽东还曾让他到东北考察，并没有预先交代全部目的。田家英没有只看表面，而是走访工业、农业和城市基层，回来后汇报所见所想。这次考察既是工作，也是检验，检验他的文字能力能否转化为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董边与田家英相识于延安，1941年结婚。后来她在晋察冀边区工作，1948年底回到西柏坡时，田家英恰好外出。半个月后，田家英返回东柏坡，听说妻子在那里，便带着毛岸英一同前往，才有了“师娘好”这一幕。
董边后来回忆，毛岸英性情直爽，田家英也不拘谨，两人的脾气很合得来。西柏坡接待苏联特使米高扬时，毛岸英担任翻译，田家英负责秘书工作。一个译外文，一个理政务，旁人未必看得出，这两个并肩工作的青年，原来还是一对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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