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北京，张闾蘅与杨虎城之子杨拯民相识。多年未见的两家后人，因为一场发生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重新坐到了一起。张闾蘅没有想到，这次相逢不只是一次私人拜访，还让她承担起一项特殊使命。
回到台湾后，她把北京见闻告诉张学良。老人听得很仔细，尤其听到杨拯民提起许多旧相识时，神情明显变了。沉默片刻，他才对侄女说：“下次再回去，替我看两个人。”
这两个人，一位是吕正操，一位是万毅。
这句话背后，藏着张学良与东北军旧部几十年的离散。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被长期扣押，东北军也被逐步分化。许多曾经并肩作战的将领，各自走上不同道路，有人牺牲，有人转战，有人进入新的政治和军事体系。
张闾蘅小时候，对这位大伯的印象并不清楚。她只知道，家里人提起张学良时总格外谨慎。1954年，她在台北一家诊所隔着门缝看见过大伯一眼。那时的张学良已经被限制多年，亲属见面也不能随意安排。
她后来回忆，那一眼很模糊。课本中的人物、家人口中的大伯，以及门内那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始终难以重合。张学良虽然住在台北附近，身边却仍有严密看守，亲属探访也要经过安排。
张闾蘅真正与大伯熟悉起来，已经是多年以后。张学良偶尔到她家中坐坐，随行人员先要查看房间，确认没有陌生人，才守在门外或屋内。家人说话不能太放松，这种气氛与普通亲戚来往相去甚远。
有意思的是，张学良本人却常常故意把相聚时间拖长。有人催他离开，他便找些话题继续谈。逢年过节，他还会带头玩牌，侄女们刚拿到的红包，转眼就被他赢走。他笑着说：“你们差远了，我可是拜过师的。”
玩笑背后，是难得的家庭时刻。张学良喜欢讲东北旧事，讲奉天的街道，讲少年时代的生活，也讲那些已经离散的旧部。张闾蘅正是在这些谈话中，逐渐明白大伯为什么总把故乡挂在嘴边。
1979年，张闾蘅曾秘密前往广州。回到台湾后，张学良很快便问她：“你回大陆了？”她没有想到消息传得如此快。面对有关方面的询问，张学良没有替侄女解释，只淡淡地说：“你们自己去问。”
这次经历之后，张闾蘅多次往返大陆。她把所见所闻告诉大伯，也替他打听旧友消息。1982年，她在北京见到杨拯民，许多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往事重新被提起。张学良听到老朋友仍在世，显然十分激动。
吕正操原是东北军将领，曾任张学良的秘书、副官和卫队旅成员。抗日战争时期，他率部参加抗战，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吕正操担任重要军政职务，并被授予上将军衔。
万毅同样出身东北军。1938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率部参加八路军作战。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授予中将军衔。对张学良而言，这两个人不仅是旧部，也是他人生中一段重要经历的见证者。
1984年6月，张闾蘅在北京拜访吕正操。按照东北人的称呼，她一见面便喊了一声“大爷”。这个称呼让双方很快亲近起来。吕正操准备了健身球和茶叶，请她带回去转交张学良。
与万毅见面时，气氛同样复杂。万毅年事已高，视力很差，听说张学良的侄女来访，仍紧紧拉着她的手。张闾蘅感到，老人握住的并不只是晚辈的手，也像是在握住一段被岁月隔开的旧日情谊。
回到台湾后，张闾蘅把两次见面的细节告诉张学良。老人听完很久没有说话。1987年，她再次赴北京，还带去张学良写的一首诗。吕正操随后回诗相赠，两人借诗句传达问候，也寄托了对重逢的期待。
1991年3月，张学良夫妇赴美国探亲。恢复自由后，他终于有机会与旧部见面。同年5月23日，吕正操一行人在美国见到张学良。张学良特意穿上整齐的西装，到公寓门口迎接这位分别半个多世纪的老部下。
见面时，两位老人谈了什么，外人很难全部知道。但这场会面经过多年等待，已经不只是一次故人相聚。张闾蘅站在一旁，完成了1982年那句嘱托，也见证了张学良与东北军旧部迟来的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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