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现场拍摄
安吉卫健委一纸答复，将复大口腔的百人地推团队轻轻放下了。但放下的方式，比问题本身更值得追问。
2026年9月24日，安吉县卫健局郝主任在电话中向投诉人张弘坦言：对于复大口腔遍布乡镇的“销售专员”，卫健部门与公安沟通后得到的反馈是，“医托他们那边可以去处理，但是作为业务员或者销售专员，这个名头的话，他们可能就没办法去干涉”。同日的《答复意见书》则从另一个方向完成了“切割”：因为张弘在缴纳3万元后并未实际接受拔牙和种植手术，“故暂无法认定你所述的过度医疗行为”。
图片来源：当事人提供
两句话合在一起，勾勒出一幅耐人寻味的监管图景：销售端，卫健说需要和公安再“讨论认定”；医疗端，因为没做成，所以不构成过度医疗。一个把患者从乡镇“拉”到手术椅上的完整链条，就这样在两个“尚待认定”之间悬空了。
法律没有给“销售专员”留后门
复大口腔给这些人贴上“销售专员”的标签，似乎在暗示一种商业中性的身份。但法律评价一个行为，看的是实质，不是名片上印的字。
《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第一条写得清楚：“严禁利用执业之便开单提成”，“严禁向患者推销商品或服务并从中谋取私利”。第六条进一步堵死了另一条路：“严禁以谋取个人利益为目的，经由网上或线下途径介绍、引导患者到指定医疗机构就诊。”复大口腔的销售专员，按业绩拿提成——2万元业绩提2个点，5万元提3个点，10万元提4个点；推荐人另得1000元奖金；一个小组每月可完成“几十万业绩”。这套激励结构的设计目的非常清晰：**拉动成交额，而不是服务患者。
“销售专员”与“医托”在《九项准则》的语境下并不存在一条非此即彼的界限。无论是叫医托、业务员还是销售专员，只要行为的实质是以牟利为目的、将患者引导至特定医疗机构并从中获取经济利益，就已经落入第六条“不牟利转介患者”的禁止范围。所谓“名头”之争，在法律文本面前站不住脚。
十部门《关于加强医疗监督跨部门执法联动工作的意见》同样没有给这种区分留出空间：要求对医疗机构内及周边活动的“医托”情况进行摸排，对扰乱医疗秩序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销售专员”如果干的是医托的活，就不该因为雇主给了一张工牌而获得豁免。
“没有做，所以不算”——一个危险的逻辑
卫健委答复中最值得警惕的一句话是：因为没有提供“后续的医疗服务”，所以暂无法认定过度医疗。
图片来源：安吉卫健委与当事人通话录音文字整理资料截屏
这个逻辑的荒谬之处，张弘在电话中已经点破了：“非要造成后果，把我牙全拔掉才构成，是吧？”“他方案已经出来了，我钱也交了，如果咔咔咔咔就给我拔掉了……死无对证了。”
过度医疗的规制对象，从来不只是“已经切下去的那一刀”，而是整个以过度营利为目的的诊疗决策过程。一个46岁的患者，在公立医院被诊断为只需拔2颗牙，在复大口腔却被建议拔12颗、种6颗、做12颗连体牙桥，收费3万元。这个方案本身，就是过度医疗行为的载体。如果只有“实际实施”才构成违法，那就等于告诉所有机构：方案尽管往大了开，钱尽管往高了收，只要在患者反悔之前不动刀，就不算数。
更何况，安吉复大中齿口腔门诊部在2025年已经因为“未按规定告知患者替代医疗方案”被安吉县卫健局罚款4.5万元。告知替代方案是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底线，而这家机构已经在这条底线上失守过一次。当一个机构既有过度开单的激励，又有隐瞒替代方案的前科，“没有实际做”究竟是合规的证据，还是侥幸的结果？
百人地推的商业模式，拷问的是监管协同
复大口腔在安吉各乡镇设点，百余名销售专员“扫街”拉客，这套模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监管信号。
卫健部门管的是医疗行为，公安管的是治安违法，市场监管管的是商业宣传与竞争。《九项准则》禁止开单提成，属于卫健系统的行业监管事项；但如果销售专员在乡镇以夸大病情、诱导方式拉客，就可能同时触犯治安管理乃至诈骗的边界。一个横跨卫健、公安、市场监管的复合型问题，需要的不是各部门分别说“这不归我管”或“需要再讨论”，而是联合认定、联合处置。
十部门意见已经建立了“一案多查”和联合会商机制，明确要求对案情复杂、涉及多个部门监管职责的案件开展联合执法。安吉卫健委在通话中表示“需要再进一步跟公安那边再去联系沟通，去核实一下”，态度是审慎的，但从7月受理到9月答复，两个月的调查周期里，“与公安讨论认定”仍然停留在“需要再讨论”的阶段，而百人销售团队在此期间照常运转。
张弘在电话里反复追问了一个极其朴素的问题：“医院里面，他销售什么东西？还卖牙吗？”这个问题，安吉卫健委没有当场回答。
答案其实不复杂：当一家医疗机构需要一百多人的销售队伍去“拉客”才能维持运转，它销售的就不是医疗技术，而是以医疗为外壳的成交额。法律已经为这种销售行为划定了红线，问题只在于执行红线的人，是否愿意把“销售专员”四个字从名头的抽屉里拿出来，放到行为的阳光下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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