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胡适、徐志摩等人在北京景山游览。站在山顶向北望去，故宫的宫墙、殿宇依旧森严，可东北局势已骤然紧张。胡适沉默许久，忽然说道：“如果当年冯玉祥没有把溥仪赶出宫，今天的北平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那时我反对把溥仪驱逐出去，我错了。”
这句话并不是普通的感叹。它所指的，是1924年那场改变溥仪命运的北京政变，也牵连着胡适十年前后两次截然不同的判断：一次，他把溥仪看作受到困锁的少年；后来，他不得不承认，政治身份从来不会因为年龄和处境而消失。
1922年，紫禁城内装上电话不久，17岁的溥仪对这种新鲜事物颇感兴趣。他曾拨通胡适家中的电话，直接问道：“你是胡博士吗？你猜我是谁？”胡适没有猜中，对方随即报出身份，并邀请他进宫见面。
那时的胡适30岁，已经是新文化运动中颇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他没有立刻答应，而是先去请教溥仪的英国教师庄士敦，询问宫中礼节和溥仪的近况。胡适在日记里记下，溥仪剪掉辫子、阅读新书，许多事情并不完全听从身边旧臣安排。
这次会面发生在1922年夏天。胡适由宫人引入，从神武门进入宫内，见到身穿蓝袍的溥仪。两人谈了白话诗、读书和出国留学，也谈到清室每年领取民国经费的问题。溥仪表示，自己并非不想独立生活，只是身边许多人一旦失去清室供养，便没有了依靠。
谈话只有大约20分钟，却给胡适留下了很深印象。他后来写道：“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在胡适眼中，溥仪首先是一个被困在深宫里的青年，其次才是逊位的清帝。
偏偏当时的舆论并不接受这种看法。旧派人士认为胡适有失身份，新文化阵营中的不少青年则认为，他不该同皇权象征保持私人交往。报纸甚至讥讽胡适要做“帝王师”。有人问他是否向溥仪跪拜，胡适只得公开说明，自己是以普通礼节入宫，并未行跪拜之礼。
胡适在文章中解释：“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帝。”这句话尤其引发争议。胡适强调的是一种现实称谓和交往礼节，激进青年看到的却是政治立场。两种判断并非谁都毫无道理，区别在于：胡适面对的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批评者警惕的是这个人背后的制度记忆。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1月5日，溥仪被迫离开紫禁城，清室原有的优待条件也被重新处理。胡适随即致信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反对用强制方式解决此事。他承认清室不应继续保留帝号，却认为民国既然有过承诺，就不应在对方失势时任意撕毁。
胡适提出的重点，不是恢复清朝，而是保障溥仪及其家属安全，妥善处理宫中财物，避免军人和政客借机侵夺。他说，条约可以修订，也可以废止，但不能靠欺凌弱者来完成。这样的意见，在当时自然显得不合潮流。
周作人等人对此提出批评，认为经历过清末压迫、革命和复辟的人，很难把驱逐溥仪视为不正当。胡适则回应说，自己并不反对取消帝号，只是反对处理方式过于粗暴。这里面既有他一贯的改良立场，也有知识分子对程序、信义和个人权利的坚持。
然而，历史很快显示，溥仪离开紫禁城并不等于摆脱旧政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势力扶植溥仪前往东北。1932年，溥仪出任伪满洲国执政；1934年，他又成为所谓“满洲国皇帝”。那个曾向胡适谈论读书和独立生活的少年，最终被卷入侵略者制造的政治傀儡体系。
景山上的那声叹息，正是胡适对自身判断的修正。他当年同情的是溥仪的个人处境，却低估了皇帝身份在军阀、旧臣和外国势力眼中的政治价值。那座宫墙困住过一个少年，也保存着一顶随时可能被重新利用的旧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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