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春天，北京，年过七旬的丁盛正在考虑一件事：申诉材料还要不要继续写。此时的他，已经离开军队领导岗位，生活待遇也发生变化。老秘书和几位旧部下劝他，事情能否解决不好说，但申诉不能停，更不能因为困难而放弃。
这句话，后来几乎成了他晚年生活的一条暗线。丁盛没有再回到过去的岗位，却始终没有完全放下自己的问题。更现实的是，离开熟悉的工作环境后，他的日常生活并不宽裕，出门、住宿、看病，样样都需要盘算。
丁盛曾担任过大军区司令员，长期在部队工作，习惯了按组织安排行动。进入晚年后，身份和待遇变化，让他不得不面对一种强烈反差：曾经指挥千军万马，如今连一张长途车票都要仔细掂量。
1989年，因年事已高，丁盛从南京前往深圳，与在当地行医的女儿克西团聚。住了一段时间后，春节前后又应刘坚、李维英夫妇邀请，前往广州暂住。几位熟人凑在一起谈的，并不是闲话，而是如何整理材料、继续申诉。
有意思的是，丁盛晚年并没有一直困在某一处。他后来辗转北京、天津、武汉、济南、成都、重庆以及广西、云南、海南等地。表面看，这是一次次探亲和走访；换个角度看，也是旧日部属之间维系联系的一种方式。
天津的接待很朴素。有人给他送衣服，有人替他凑钱买车票。对于当时生活拮据的丁盛来说，这些东西谈不上贵重，却能解燃眉之急。老战友并非只是在饭桌上寒暄，而是把出行中最具体的难处一件件接了过去。
从南宁前往北海时，曾在他麾下任连长的耿跃华夫妇一路相送。临别前，他们还向下一批接待者交代：“我把老军长交给你。”这句话不长，却说明部属之间早已形成了接力式照应，谁接站，谁安排住处，谁负责下一程，都有人提前操心。
北海停留期间，丁盛遇到了李百顺。李百顺曾任一三五师宣传科长，后来转业，行动并不方便，却专程从海口赶来接人。他没有讲多少客套话，只对丁盛说：“您在这里住、吃、行，我包，什么都不要管。”
这并不是一句空话。李百顺把丁盛夫妇接到海口，安排他们住下，陪着游览，前后照料了一个多星期。临行时，他又买好了从海口前往昆明的飞机票。那个年代，机票价格不低，一张票往往超过普通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丁盛起初舍不得花这笔钱。
李百顺考虑的却是另一件事：两位老人长途奔波，换乘火车和汽车更辛苦，花钱买票，至少能少受些折腾。丁盛后来接受了安排。这种照顾有分寸，不是把老人当成需要怜悯的人，而是尽量保留他的体面。
抵达昆明后，迎接他们的老部下更多。有人带衣物，有人送来水果，还反复询问：“军长喜欢吃什么？住的地方还缺什么？”香蕉、荔枝、芒果陆续送来，数量多到一时吃不完。热情有时显得过头，但其中的心意十分直接。
丁盛夫妇在昆明住了五十多天。老部下分批前来，有的安排在招待所吃饭，有的由省军区领导出面接待，还有许多已经转业的旧部，专程登门探望。过去的上下级关系，在这个时候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人情往来。
离开昆明后，丁盛又去了成都。部分旧部担心接待不周，提前赶到当地“打前站”，把住处、行程和见面安排妥当。丁盛在成都住了三十八天，期间还去了乐山、峨眉山，随后前往重庆。
从1990年至1994年，这段奔波持续了数年。地点不断变化，接待的人也不断变化，唯一没有变化的是那种相互照应的方式。有人负责车票，有人负责房间，有人只带着几句旧日军营里的问候赶来。对晚年的丁盛而言，这些安排让每一次出门都少了一些难处，也让那条尚未中断的申诉之路，有了继续走下去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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