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简介：徐贲，1950年生于江苏苏州，美国加州圣玛丽学院英语系荣休教授。作 者授权首发。
读到《》（以下简称《AI替我们写作》）一文，我特别高兴。
高兴的原因有二：其一，自今年六月《文艺研究》出台关于规范使用AI的声明，以及我写了那封回应信之后，关乎AI写作与学术伦理的讨论虽然在私下与学术圈内引发不少议论，但在公开的学术舆论场中，却长期处于一种近乎诡异的集体沉默。如今，终于有人愿意站出来，正式撰写万字长文表达异议、提出商榷，这无疑打破了某种沉闷的沉默螺旋，让这场事关知识生产方式重塑的讨论有了公开对话的契机。为此我也特别感谢《学人》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希望讨论能够持续下去。
其二，虽然这篇文章作者在开篇客气地表达了对我的敬重，但随即对我所主张的人机共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文中的焦虑与痛心，代表了当下学术界与出版界相当一部分同仁的真实心声——面对一项呈指数级演进的新技术，人们对于智力退化、学术垃圾泛滥以及人类主体性丧失的担忧是极为深刻的。能看到有人将这种隐忧系统地陈词出来，本身就是极有价值的学术契机。
然而，认真研读《AI替我们写作》一文后，我发现批评者在立论的前提、概念的界定以及对主体差异的理解上，存在着严重的误读与混淆。为了让这场关于未来写作伦理的探讨真正进入实质性的学术深水区，而非停留在情绪化的防守与对抗中，我想就文中所涉及的两个核心问题做一个正面的回应与商榷：练肌肉和共笔是否不可逆。
“AI替我们写作”的概念偷换与陷阱
《当AI替我们写作》一文作者对学术生态恶化与人类思考力退化的担忧固然充满人文关怀，但从题目到立论，这篇文章首先在核心概念上建立了一个典型的“稻草人谬误”。题目所谓“当AI替我们写作”，用一个“替”字，隐蔽地将生成式AI在写作中的介入方式全部简化为“代写”与“枪手模式”——即人类全盘出让思考主体性，由AI一手包办框架、观点与全文，人类仅沦为按下生成键的“抽卡者”和署名者。
然而，这种把“人”简化为被动接受者的“代写”模式，恰恰是我多年来在多篇相关文章中所明确反对的。我所一贯倡导并实践的，从来不是AI“替”人写作，而是人类主导下的“高阶共笔”。
在“高阶共笔”的范式中，主客体关系被清晰地恪守：AI绝非代笔的枪手，而是思想的陪练、文献的织造者与逻辑破局的“解玉工具”；人类则始终是掌握决断权的“匠人”。从“相玉”（选题与立意）到“验料”（对论证与材料的冷酷裁断），最核心的智识劳作始终由人类作者独立完成。
批评文章先树立了一个“人类依靠AI偷懒代写”的假想敌大加挞伐，却完全绕过了“高阶共笔”这一真正具有探讨价值的新概念写作范式，这种对着“稻草人”打拳的立论前提，脱离了我所阐述的真实立场。
我在多篇文章中论述过什么是“高阶共笔”，这些文章在国内发表（报刊和公号），也在国外发表，我在Substack上有一个“AI时代的人文思考”专栏，一贯表明的态度是：高阶共笔既不是手搓，也不是代写，而是一种AI时代新概念共笔的“第三种写作”。
我曾经在文章里把高阶人机共笔与马斯克的Cybercab做个一个类比。正如Cybercab拒绝用“传统汽车加自动驾驶软件”的旧框架去理解——它没有方向盘和踏板，不是给人开的车，而是从第一性原理专为无监督全自动驾驶与出行即服务设计的新物种——高阶人机共笔也试图跳出“手搓”与“代写”的二元对立。
它既非纯粹人类从零独立完成全部思考与文字的过程，也非把模糊需求扔给AI后仅做表面润色的代写，而是让AI深度进入人类的思维流：追问假设、提供反例、拓展视角、碰撞问题意识，人类则始终掌握问题提出、价值判断、核心洞见与最终取舍。在这种模式下，人机边界不再是“谁写了哪一段”或“AI贡献了百分之多少”，而是意义如何共同生成；人类的价值也从“能写出什么”转向“能提出什么独特问题、做出什么不可替代的判断”。
因此，用旧写作概念去衡量它确实会失效，就像用“有没有方向盘”去评判Cybercab是否算一辆好车一样。旧标准关注的是“谁动手写了字”，而新范式关注的是“谁在主导思考、谁在承担意义与责任”。真正可持续的高阶共笔，必须让人类能力被放大而非替代，评价也应重建为看问题意识是否独特、论证是否经得起追问、价值立场是否清晰，而不是查重率或AI痕迹检测。否则，它很容易沦为另一种形式的文字生产游戏的正当化。
被抽象抹平的人与智识发展阶梯
与此同时，批评文章题目中“人还能独立行走吗”的提问，则陷入了另一种将复杂现实一刀切的范畴混淆。此处的“人”，被抽象成了一个没有任何经验差异、无差别的统一个体。似乎只要AI介入，所有的“人”都会瞬间失去语言的肌肉，瘫痪在算法的拐杖之上。然而，在真实的智识世界中，“人”与“人”在主体性的坚固程度、学术积累与鉴赏眼力上有着天壤之别，绝不能用同一把尺子衡量。
写作的主体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存在着清晰的智识阶梯：
中小学及基础阶段的初学者：确实处于“练肌肉”的筑基期。他们需要经历艰苦的语言打磨与逻辑对峙，亲自锤炼语言之“网”，因此在这一阶段应当严格限制AI的使用，防止其产生麻痹性的代劳；
青年学者阶段：需要克服急功近利的偷懒心态与恐惧逃避的守旧心理，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不停留在低阶上，主动培养“高阶共笔”的能力，学会将AI当作严苛的审视对手；
资深学者与成熟作者：拥有数十年的学术积淀、坚固的价值立场与敏锐的“眼力”。对于这一群体而言，高阶共笔绝非“剥夺独立行走的能力”，而是将人类从繁重的资料搜集与初级文字抛光中解放出来，使其能够将核心精力聚焦于高阶概念的提炼与重大命题的判断，实现智识生产力的飞跃。
我对《文艺研究》规定的批评是有针对性的，给该杂志投稿的基本上都是学有所成的学者，不是大学低年级或中小学学生，如果用抽象的“人”来统称《文艺研究》投稿者的特定人群，再用对小学生的“练肌肉”来要求他们，是不合适的。我的批评不只是对《文艺研究》，对其他刊物也是一样。
我在发表于《学人》上的《AI共笔写作，岂能以盲辨色》中就曾详细说明了这种“智识阶梯”在大学里的情况（没有涉及与此文论题无关的中小学）。我用了一个在AI高速公路上驾驶不同车辆的比喻：每个共笔者必须自己造车，开自己造的车，没有人能替他人造车，也没有人能开不是他自己造的车。有本领造好车，你就开法拉利；没本领，你就开三轮车。但一定要上了路，才能知道要开什么车和怎么开，有什么危险等等。高阶共笔的本领是需要在学习和实践中才能提高的，不让年轻学人学习共笔，把共笔作品一概拒之刊物的门外。他就永远也学不会该学的本领。资深学人有责任手把手教后辈如何造好车和开好车，像古罗马的辩论术传授那样，不要只管自己偷偷共笔，把本领当作独门秘籍。
就事论事无需私人情绪
《AI替我们写作》的作者（希望能用真名署名，对文章负责）说了几句客气话，然后话锋一转说，“看到徐老师的文章时我的第一个反应也是‘最初甚至有些不敢相信；而在认真阅读之后，则不免感到遗憾、痛心与惋惜’”。
主张AI时代的人机共笔，是陈述学术立场，不是教人作弊、偷懒。我在许多文章中都公开表明我的观点和立场。我在给《文艺研究》的信中表达自己感到遗憾、痛心和惋惜，因为我是他们的老作者，那是一封给编辑部是私信，后来才流到网上的。如果是给我的私信，表达私人的感情自然没有问题，但作为公开的商榷，最好是有事说事，就事论事，不需要掺杂太多的私人感情。
批评者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练肌肉”，另一个是“共笔是否不可逆转”尚不确定。
对“练肌肉”的问题，我在多篇文章中已有论述，例如，在《文章写得好不好，不自动取决于用不用AI》中，我特别谈到了初学写作者必须打好基本功（先练好肌肉）的道理，我对学生讲这些道理，对我刚上初中的孙女也讲这个道理。
写作并非只有一种。我所有论述共笔的文章讨论的是大学文科的思想性论文写作，不是文学创作，也不是应用文，更不是大学低年级或中小学生的作文。我在美国大学英语系当教授，指导学生论文写作，帮他们加强写作基础技能，我知道他们的写作基础有多薄弱。我在《明亮的对话》（2014）一书里详细介绍过写作基本功的主要方面：定义、立论、论据（理由）、理由的担保（warrants），说理中的形式谬误和非形式谬误（包括偷换概念、曲解原意和稻草人战术），有结构缺陷的理由（比喻、类比、程度比较、先例）等等。这些都是学习写作者必须自己一点一点练出来的肌肉，AI不能替他完成这样的基本功训练。
而且，我也不只是为共笔而讨论共笔，有文为证，我讨论共笔的目的是建议大学和学界从写作形式的更新开始，来进行文科创新。为此，我甚至写过一本《AI时代的文科创新》的书，详细讨论AI的默认语言与文科写作的关系，还有具体的语言、认知、伦理和价值观问题。
我建议文科创新，也许只是一个粗糙的开始。但我实践我所主张的，跳过情绪，直接做事。我知道，这不能单凭我的一己之力。所以我不断呼吁，学界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光喊口号，要有实践和行动，拿出实验的样品，供其他实践者们批评借鉴。行动大于我们所有的认知，我们不能等到一切都想清楚才能开始，而只有在开始后才能想得越来越清楚。
我以前做过一些启蒙的工作，进入AI时代之后，主张共笔是启蒙在AI时代的与时俱进——学习与机器智能共存，并通过人机互动，扩展我们的知识边界，提高认知层次、深入对人性的探索。我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批判者说，“越来越多人开始使用AI进行辅助写作。但与部分写作者的热烈追捧相反，作为受众的读者普遍表现出对AI写作的强烈反感，媒体出版的相关从业者亦以抵触居多”。这是事实，但反对的人多（“广大群众相信”），并不能说明反对就有充分的理由。
在当下这个观念混乱的历史时刻，有不同的观念是非常正常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埃兹拉·克莱因（Ezra Klein）对黄仁勋有一个深度访谈（该专访于 2026 年 9 月下旬公开发表，并被多家科技与文化媒体广泛引用报道），黄仁勋在访谈中谈到孩子们因为 AI 的普及，开始淡忘一些基础计算技能。他表示：“你现在试着让一个孩子去做长除法（long division），乘法表正在被淡忘，更不用说开平方根了。基础数学正在被遗忘，但这重要吗？我不这么认为。”
他还说，“有很多技能其实不再那么重要。坦白讲：我自己其实连我家的地址都记不清。这是完全真实的……有一次我在加油站准备加油（那是几年前的事了），系统需要输入邮政编码（ZIP code），我当时瞬间慌了，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的邮政编码。我也记不清我自己的电话号码，我经常忘记这些东西。但我依然活得好好的（I can live with it）。”
黄仁勋借此想要表达的观点是：技能的过时与转移：随着技术基础设施的飞跃，许多曾经需要人类大脑去“硬背”或“机械执行”的底端技能（如记电话号码、记邮政编码、手工解算复杂算术）必然会被工具接管。
AI时代释放了人的高阶能力：虽然人类可能会失去某些“微观上的智力敏捷度”（finer intellectual dexterity），但人类将成长为更好的“系统思考者”（systems thinkers），把认知资源投入到更高阶的架构、决策与价值判断中去。
你可以不同意黄仁勋的看法，说出你的一番道理，但无需为他感到痛心与惋惜，再说，他也根本不会在乎。
AI时代的马太效应
这里面存在着深刻的“马太效应”：越是主动在高阶共笔中实践的学者，越能在与AI的深度对峙、反复诘难与思想碰撞中锤炼出更敏锐的眼力与更透彻的问题意识，越是实践越是聪明；相反，越是因为恐惧退化而选择排斥、避而不谈甚至自我封闭的人，越容易在技术演进的浪潮面前丧失对新智识范式的掌控力，在盲目拒绝中导致自身思考精度的停滞与退化。
今天的人文学者所面对的，已经不是“要不要允许AI介入写作”，而是高阶的人机共笔——不是把AI当作润色工具或检索引擎，而是把它当作可以持续对话、相互诘难、共同推演的思想伙伴——正在成为人文研究不可逆转的实践方式。
技术的扩散从来不等待一个学科共同体准备好接纳它，人文学科也不例外。当越来越多学者已经在用这种方式思考、论证、写作时，继续把精力耗费在“该不该用”的道德审查上，只会让评价原则和方法规范的建立被无限拖延，而拖延本身，才是真正的代价：一个共同体越晚开始认真讨论“什么是好的人机共笔、什么是敷衍的人机共笔”，就越难在这场已经发生的转变中保持自己的判断力和话语权。这不是一个可以从容以待的学术议题，而是一个刻不容缓的方法论工程。
更重要的是，这种共笔的意义并不止于“不可逆转”，而在于它正在成为拓展思想深度、广度与跨界能力的一种新手段，其效力是许多传统方法难以替代的。Y Combinator总裁加里·坦（Garry Tan）近期一场题为《个人AGI是你保有自身力量的方式》（Personal AGI Is How You Stay Under Your Own Power）的演讲，提供了一个格外具体、也格外耐人寻味的例证。
他本人坦承，他是在演讲前五天才决定讲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随后让自己的AI智能体通读了纳德勒（Nadler）、戈德斯坦（Goldstein）、斯图尔特（Stewart）三位学者的斯宾诺莎传记，约一千五百页，由智能体生成编年综述、标出三位传记作者彼此分歧之处、整理带出处的逐字引文，并从中挑出“最适合讲述的十个时刻”，连同相应的表演提示一并交回给他。演讲开场那几个极具戏剧性的段落——被社群逐出、遭遇刺杀未遂、被丰厚俸禄和体面职位诱惑却仍拒绝妥协。
最后，加里·坦书桌上的那份手稿，正是从这次机器完成的整理与筛选中被挑选出来、又经他本人重新组织和演绎的。他把这种做法称为“汇编技能”。结果是一种个人化的、比任何企业级AI产品都更深入的深度研究，而演讲的骨架，正是人机共笔的产品。
这个例子之所以格外有说服力，恰恰因为它示范了一种可以被拆解、被追问、也可以被检验的分工：加里·坦多年积累的私人知识库和判断力构成了这次思考的底层积淀，智能体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本需数月才能完成的文献通读、比对与初步筛选，而最终决定哪些时刻值得讲述、如何把一位十七世纪哲学家的命运重新语境化为二十一世纪知识工作者处境的隐喻，则始终是他本人的判断与取舍。一千五百页文献变成一场可以打动听众的演讲，靠的是人机共笔协助，是人愿意花时间去编辑、去连接、去为最终呈现的每一个论断负责。
这个例子还牵出了一个更有意思、也更值得追问的问题：加里·坦坦言，演讲的骨架来自智能体连夜运行的成果，那么，今天许多AI领域领袖对外发表的见解、演讲、宣言，是否也在不同程度上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只是较少有人像他这样坦率地把整个协作过程交代清楚？这个问题眼下没有答案，但正因为没有答案，才格外值得被公开追问，而不是被悄悄回避。
真正明智的态度，是从善如流——不是无条件拥抱，也不是固步自封地维护一种其实从未真正存在过的“纯人类输出”，而是以严格的评价标准去迎接、去筛选、去追问。而从善如流的前提，是愿意像加里·坦这样，把协作的过程本身摊开来讲清楚：智能体做了什么、人做了什么、最后由谁拍板，有谁署真名负责。
只有当越来越多这样具体、坦诚、可以被检验的共笔经验被公开、被交流、被彼此校验，个人摸索出的方法才可能沉淀为整个学术共同体可以继承的公共财富，而不是随着每个人的沉默而各自消散。技术从来不会自动带来文明的跃迁，唯有当围绕技术的实践经验被公开化、集体化、方法论化之后，跃迁才真正开始发生。这，或许才是“AI痕迹”“AI替人写作”这些看似狭小的语言问题，最终指向的那个更大的、也更值得人文学者认真对待的时代命题。
主张共笔的边界与分寸
我从来没有说过，我在共笔趋势不可逆问题上的看法一定是正确的，我只是表明我的预期和看法而已。在批评文章中，作者将 AI 参与知识生产定位为“尚在探讨中、绝非已有定论”的暂态现象，甚至寄希望于通过严厉的禁令、道德约束和技术审判，将 AI“驱逐”出真正的智识创作范畴，回归手搓的写作。我想，这也是他的一家之言。
共笔是不可逆的时代趋势，还是可以被推翻的历史暂时状态，都是预期。但就像我在《预期的预期：AI写作时代的集体沉默》一文中阐述的那样，预期是现实的一部分，决定我们当下如何行动。 批评者将 AI 视为一种可能对人类智识造成封锁与退化的“智子”，认为学界可以通过出台严厉声明、建立道德防线、甚至依靠编辑的“人肉审核”来阻挡这一趋势，从而实现向传统学术生产方式的回归。
近期多家学术期刊接连发表声明，宣布拒绝生成式人工智能参与稿件撰写，禁令甚至延伸到语言润色、结构重组与改写，呼吁作者提交纯粹独立完成的“手搓”来稿。我是不赞同这种做法的，也怀疑它有成功的可能。理由在我给《文艺研究》的信里和批评那些“禁用声明”的《共笔趋势不可逆转，“手搓”还能硬抗多久》一文中已有陈述，这里不再重复。但最根本的是，我不相信规则越多，人类就会变得越诚实。实际后果可能正好相反。
康德说：“人性这根曲木，造不出笔直的东西”；荀子说，“直木不待檃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将待檃栝烝矫然后直者，以其性不直也。” 康德说的是，社会秩序无法由不完美的人性中“造出”，而荀子说的是教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指向“可以矫正”，而非“造不出”。如果把二位放在同一个思想时空里，他们围绕“曲木”与“檃栝”展开的对话，恐怕会是一场极其精彩且深刻的“高阶商榷”。
我所有文章都不是为说服所有人的目的而写的。我清楚地知道，说服人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我在一篇《AI共笔的思想邂逅和机缘巧合》的文章里提到一个我反复问自己的问题：主张共笔，能帮到别人吗？
说实话，未必。你以为在分享一种新的认知方式，别人可能觉得你在为自己的做法找理由；你以为在递工具，别人可能觉得你在炫耀工具；你想参与一场思想对话，别人可能只听见“AI”两个字，然后转身走开。共笔者要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准备，也要有“不可则止”的分寸。
帮助不是把别人拉进自己的答案，而是陪他走到能够自己提问的地方。《圣经·哥林多前书》里有一句话：“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长。”人能做的，不过是播下一粒种子，或者为它浇一点水；至于它能否生根、何时发芽，却不是播种的人能够决定的。他不愿意，那也不必勉强；他若恶言相向，也不必争辩，转身离开就是了。共笔若能帮到人，大概也只能帮到这里：递一盏灯，不替他走路；开一扇门，不拉他进门。
《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中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5:15-16）明哲保身固然是一种避祸的智慧，但若人人为了自保而将灯用斗罩住，夜行的人就再也看不到光。把灯放在窗台上、灯台上，不是为了强光刺眼，更不是为了居高临下地说教，而是让那个真正在夜里找路的人，远远看见一点光。灯亮着，门开着，来不来，随你。
北大郭春林教授有一个短视频，他讲，认知越高，越要学会闭嘴，并引用了四句话：“法不轻传，道不贱卖，师不顺路，医不叩门。”意思是，真正有价值的知识和经验，不应随意传授、廉价兜售；老师不会主动追着别人去教，医生也不会不请自来。这几句话强调的，是知识的价值、传授的时机，以及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分寸。
接下来，他又说，看破不说破，才是最高级的自保；老天给你悟性，是让你摆脱自己的困局，不是让你去参与别人的因果。说教只会引起别人的仇恨；要允许亲人撞南墙，允许朋友走弯路，目送身边人进坑——这不是冷漠，而是爱护自己。
这段话里有真东西，像一盆冷水，浇在热心人头上。冷水有冷水的好处：它让人看见善意的边界。人确实不能替别人活，启蒙或说教往往无效，帮助如果没有被邀请，很容易变成冒犯；认知高的人若去“点破”真相，既消耗自己，也招人恨。
“法不轻传”的待人接物，处事变通，核心不是永远不传、不救，而是不贱卖、不强行、不追着人给。这层分寸感是成熟的。古人说“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讲的正是这种边界：可以忠告，但要善巧；对方不听，就适可而止，不必自取其辱。它既承认人的局限，也没有放弃责任。
但那四句话话的危险，也藏在其痛快之中。“不说教”很容易被偷换成“不帮助”。然而，不替人做决定，不等于不能在别人需要时递一盏灯；不参与别人的因果，不等于见人掉进坑里还袖手旁观。
真正的看破，不是冷眼旁观，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说、对谁说、说到什么程度。看破不说破，在人情世故里是自保和自爱；在公共问题上，却可能是纵容。在AI参与写作的问题上，大家偷偷在暗地里使用，明面上却闭口不谈，面对集体性虚伪和相互不信任这头灰犀牛，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在这样的沉默螺旋面前，明哲保身并不总是智慧，而我选择的正是提醒大家，这头灰犀牛就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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