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抽空去翻一翻宋人郭茂倩编辑整理的《乐府诗集》，你就会发现这种事情古已有之，大可不必大惊小怪。
《乐府诗集》所收历代的童谣，都集中在《卷第八十八・杂歌谣辞六》，收录了从传说时代的尧时康衢童谣到晋孝武太元末的京口童谣，时间跨度长达数千年。
这一卷收录的历代童谣，和一般孩童随口传唱的儿歌并不相同。
它们虽然名义上是童谣，很多并不是儿童自发的游戏之歌，而是借助孩童之口流传的谶谣，带有强烈的预言色彩与现实批判功能，形式简短质朴，多用谐音、拆字、比喻、双关等隐语手法，语言浅白，便于口头传诵。
古人相信童谣是“诗妖”，是天道人事变化提前显现的征兆，事后再被记录下来，所以在《乐府诗集》收录的每一首童谣的前面，作者郭茂倩都会附上出自《春秋左氏传》《汉书・五行志》《宋书・五行志》《晋书・五行志》等正史的记载。
如东汉献帝时有这么一首童谣：燕南垂，赵北际，中央不合大如砺，唯有此中可避世。说是在在古燕国的南边、古赵国的北边，两国交界之间，有一块地方，形状像磨刀石一般；只有这一处地方，可以躲避乱世灾祸。
《三国演义》里的那位公孙瓒看到童谣，认定预言说的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河北易县，于是把大本营迁到这里，修建“易京”：修筑起了许多高大城楼，囤积了大量粮食，打算凭着坚城固守，躲在这里静观天下之变，以此“避世”，不主动外出争霸，不料后来却被袁绍攻破，最后弄得家破人亡，身首异处。
在这首童谣之前，编者郭茂倩引用了《后汉书・五行志》记载：“献帝初童谣。公孙瓒以为易地当之，遂徙镇焉。乃修城积穀，以待天下之变。建安三年，袁绍攻瓒，瓒大败，缢其姊妹妻子，引火自焚。绍兵趣登台斩之。初，瓒破黄巾，杀刘虞，乘胜南下，侵据齐地，雄威大振，而不能开廓远图，欲以坚城观时，坐听围戮，斯亦自易地而去世也。”
谣辞本身不把话说透，等到事件发生，后人再回头对应，才能读懂寓意。
其中最为典型例子就是汉末《献帝初京都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 这是拆字谶谣，“千里草”合起来就是“董”，“十日卜”合起来就是“卓”，预言董卓虽然势盛（何青青）而终将败亡（不得生）。
童谣文字的表面只写草木的繁盛和生命的不长久，并不直接点名、不直言杀伐，等到长安之乱董卓被杀之后，这条童谣才被视作预先应验的征兆。
再如《后汉灵帝末京都童谣》：“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上北芒。” 后来何进之乱，少帝、献帝仓皇出逃至北芒，身份错乱、君臣失序，正好对应谣文，是典型的事变预言。
很多童谣承载民间的好恶，批判奸佞、同情正直者，控诉兵役苛政、权贵贪腐。因为古代直接批评朝廷有风险，依托童谣传播，更容易流传，也更容易规避罪责。
《后汉顺帝末京都童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这是非常有名的刺时童谣。
东汉中后期，外戚与宦官相继专权，当时朝中大臣李固为人正直守道，坚持立长君，他有一句名言“峣峣者易折，佼佼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最终被跋扈将军梁冀害死，暴尸路旁；而当时朝中的奸佞小人胡广、赵戒等人曲意依附权贵，反而封侯受赏。
谣辞用两组鲜明的对比，直白地控诉当时黑白颠倒、正直遭殃、奸邪得利的朝政乱象。
古人谣辞忌讳直书，讲究所谓的“言在此而意在彼”，习惯把人物、事件藏在物象、文字游戏之中，不把寓意明说，这也是《乐府诗集》里收集的这些童谣最为鲜明的语言特征。 拆字格以董卓那首最为经典；物象的比喻借代则比比皆是。
《汉元帝时童谣》“井水溢，灭灶烟，灌玉堂，流金门”，以井（阴）水泛滥扑灭火焰，阴盛克阳，象征后宫、外戚势力滋长，侵蚀皇权，预兆王莽篡汉。
《后汉桓帝初城上乌童谣》通篇都是一连串比喻：城上乌，尾毕逋。公为吏，子为徒。一徒死，百乘车。车班班，入河间。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石上慊慊舂黄粱。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
“城上乌，尾毕逋”，以高处独食的乌鸦比喻帝王、权贵搜刮财富，独享利益；“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用堆钱造屋，隐喻永乐太后卖官敛财，贪财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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