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为了“良方不致湮没”的民国医者，没能熬过1957年寒冬|传记|医者|张禹九|纳粹|罗马|良方|道光帝|郭嵩焘

1957年7月，大鸣大放过程中的尖锐意见被定性为“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的“毒草”，“言者无罪”对于部分群体不再适用。

时代的铁锤突如其来，砸在了具体的人身上，医生张禹九就是其中之一。他在鸣放期间乃至更早场合的发言，被逐条抄录、归档，收入卷宗，随后被划为右派。

1957年11月8日，农工民主党湖州市支部与市卫生工作者协会联合召开大会，要求张禹九当众“交代反党罪行”。几天后，《整风反右派斗争通讯》第96期以《老奸巨猾的张禹九受到围歼》为题，刊出会场纪要，通篇以“画皮”“花招”“毒箭”等字眼进行舆论示众。

《张禹九传记：一位民国医者的家族记忆》一书中写道，张禹九在会上曾尝试用鸣放时期的标准解释自己的言论，但他显然不知道，鸣放是个陷阱，而对他的“组织意见”早已在书面批示中成型，看似“摆事实讲道理”的座谈会，也只不过是走个过场。

但即使在政治上很“幼稚”，张禹九仍然感受到了过往从未体会到的人生晦暗。相比以往的动荡离乱，他显然更在意生而为人的尊严。

《张禹九传记》这样描述他人生的最后时刻：“11月10日，张禹九准备去中医院设立的右派隔离审查点，出门前，他带上了生鸦片，还有几块湖州震远同出品的玫瑰酥糖，那是他最喜欢的零食。这一次，它们被郑重地放进了衣袋。当天下午两点左右，张禹九在被关押的房间里吞服鸦片自杀，被送往湖州第一医院抢救。抢救期间，他还保持着短暂的清醒，用医生最熟悉的语气，对守在床边的儿子张文伟说：‘我吃了这个，是救不活的’。这是他此生最后一次诊断。”

11月13日晚7时，张禹九的人生落幕，他的遗书上有一行字：“盛极必衰、月圆必缺、总有一天会迎来光明”。

1892年出生的张禹九是浙江湖州名医，一生与大时代跌宕交织。1915年，他拜于西阳喉科门下，后与查家结亲。家庭合影中“容貌俊朗，意气自若的旧日身影”，印证了“一段尚可安放志业与家计的岁月”。可是在他离世时，“已身心俱疲，信念和抱负在岁月的挤压下渐趋模糊，唯有山水作品中散淡的笔触，仿佛仍在诉说他旧日文人的理想与自持。”

唯一可贯穿人生的，是那句写在旧书扉页上的医者信念——“良方不致湮没”。

《张禹九传记》是一本家传。相比家谱，家传更为详实，相比名人传记和回忆录，家传关注的是普通人的命运和大时代的点滴。

19世纪后期的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文化碰撞、经济变革、政治纷争、战争血泪、颠沛离乱都适时而起，跌宕的20世纪也因此被形容为“断裂的年代”。

中国传统的帝王将相式历史书写，并不适用于这样的时代。在史书上顶多被浓缩为一个数字的普通人，才是这个时代的真正主角。他们的个人史、家庭史乃至家族史，才是更应勉力留住的历史印记，才会让“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成为可能。

可惜的是，过去百年中的中国人，先后在战乱离散、频繁政治运动和商品经济大潮中度过，不是忙着保命就是忙着跟风，要不就是忙着填饱肚子和赚钱，很多人不但对家族史一无所知，甚至连父辈的经历都不清楚。无数人与事就此湮灭，也让大时代的记忆更加残缺。

这当然很遗憾，尤其是在太多历史语焉不详、太多记忆被人为篡改的社会，每一部个人史的湮灭都意味着真相的筹码越来越少。

关于这一点，纳粹集中营的记忆之争就是典型例子。1984年，在这个充满隐喻的年份，作为二战集中营幸存者的莱维出版了人生中最后一部著作《被淹没和被拯救的》。而在此时，欧洲出现屠犹质疑，有人甚至质疑奥斯维辛集中营是否存在。显然，那些沉默的幸存者成了纳粹党卫军的帮凶。

莱维深谙这一切，他写道：“在极权存在时期，统治者用三种武器来伪造记忆和否定现实，这三种武器是：重复宣传，对多元化信息树立壁垒，恐怖主义。在极权衰弱或灭亡之后，受害者人倾向于阻滞受伤的记忆，以免重新激起伤痛。而施暴者则把记忆隐藏在内心深处，不去回忆，以减轻罪恶感”。一个人要想摆脱这种桎梏，需要“保持正派、真诚，并不断付出道德和智力上的努力”。

所以，莱维从未选择愤怒控诉，避免情绪化宣泄引发逆反，而是选择以最理性冷静的方式叙述所见所闻，因为只有这样，“一个见证者才能在司法程序中履行他的职责，从而为公正的判决打下基础。而法官正是我的读者们。”

《张禹九传记》中对于传主1949年后的人生描述，同样冷静克制。

对于当时57岁的张禹九而言，1949年意味着“原有生活秩序的缓慢松动：古籍医书、土地、收入结构、职业、政治身份，均被重新命名和归类，他则本能地试着跟上这些变化”。

他主持创建的景行轩图书馆停止活动，馆舍挪作他用，馆藏古籍逐步散失。原有的十几亩田地在1951年湖州土改完成后全部失去，张禹九从此只能依靠诊金与药利养家。此前自负盈亏的行医也变成集体统一管理，“利润先归总账，再行分配，不再清晰对应个人的辛劳和声望”。对于原本名气大、收入丰厚的张禹九而言，这种大锅饭式的分配显然并不是理想方式。1951年，张禹九因为曾是前政权的地方参议员，被扣上“反革命”帽子，失去部分政治权利。但他仍在制度框架内尽力适应，无奈接受各类经济与制度安排。

1952年的“药利交公”，曾让张禹九拒绝接受，毕竟制药是独门经验，药利是对自身职业的认同。与其说张禹九求的是钱，不如说是医者的尊严，但他显然无法对抗大时代的走向。

1955年，张禹九被撤销“反革命分子“的政治结论，并于次年当选湖州市政协委员，在1957年春加入农工民主党，但他并不知道，这是人生的回光返照，也是一场阳谋的开始……之后便是开头的那一幕：鸣放后成为右派，在屈辱中离世。

这样的命运走向，在那个年代并不罕见。只是记忆留存不易，时过境迁，许多人的故事不但没被真实记录，反而被扭曲。

还是举一个二战时期的例子：纳粹德国曾有一个针对反抗组织的报复性政策，即每有一名德国人被反抗者杀死，纳粹就会屠杀10名当地人作为报复。在意大利罗马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件，1944年3月23 日，地下抵抗团体袭击了一支德国警察分队，造成33名德国人伤亡。不出一日后，德国人便展开报复，在阿尔贴亭洞窟杀害了335名囚犯。

第二天，梵蒂冈官方报纸《罗马观察报》刊登德国通讯社的通报与社论：“面对这样的事件，任何诚实的灵魂，出于人性和基督徒的情感，都会深感痛苦。一边是三十二名受害者，一边是三百二十人为逃脱逮捕的罪犯而牺牲（原社论此处数字有误）。我们并不想加人争端，而是想超越其上，恳请不负责任的各方尊重他们无权牺牲的人的生命，尊重注定会被殃及的无辜者，也敦请需要负责的人明白他们对自己、对他们应去守护的生命、对历史和文明的责任。”

纳粹的社论显然充斥着假大空，打着正义和文明的旗号，却在行罪恶之事。但作为元凶的纳粹经过这一番“解释”，反而真的造成了一种不少人认同的反主流叙事，不少人声称造成大屠杀的其实是游击队员，因为他们没有出来自首。

亚历山德罗·波尔泰利在《命令已经执行：罗马纳粹大屠杀的记忆之争》中写道：“这两个事件（指游击队的袭击和纳粹的屠杀）以及对其记忆和意义的争夺，揭示了罗马的历史和身份、意大利民主制的矛盾和冲突，以及武装抵抗的伦理问题。”

许多人总认为，对罪恶的痛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事实并非如此。不仅仅是面对纳粹，在世界许多地方，人们面对历史暗面时都没有理所当然的反感、痛恨和反思，反而会产生各种过滤。

除了各种力量的碰撞和挤压之外，人们如何留存记忆，也是二战后人类社会的重要议题。以罗马为例，335个受害者不仅仅留下名字，他们的亲属和其他幸存者有着大量的直接记忆，可即使如此，民众的记忆仍被宣传机器轻易篡改。如果不持续将真实的故事讲下去，即使是受害者的后人，可能也会处于被蒙蔽的状态。而这种对反抗者和受害者的歪曲，逐渐渗入公众的想象与认知，恰恰是纳粹当初所希望做到的。正如书中所言：“每一次沉默，都是记忆的精致花边上的一道不可修复的裂缝”。

权力并不能消灭记忆，因为权力是一时的，记忆是永恒的，除非人们自己放弃了记忆。

记忆的缺失必然导致时代的断裂、代际的断裂。正如朱子一在《张禹九传记》序言中所言：“世界在巨变，某些底层的断裂却似乎从未弥合。这种时代的撕裂感，让史学记录变得既迫切又如履薄冰。”

朱子一母亲的曾祖曾是道光年的进士，传主张禹九之父张凤藻则是光绪年间的进士，在朱子一看来，两人确有相似处：“两位先辈虽身处不同时代，却共同立于晚清大变局的潮头。李蓉镜公所处的道光朝，正值中国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序幕，与其交厚的郭嵩焘、左宗棠诸公，皆是左右此后半个世纪国运的关键人物；而张凤藻先生登科之岁，恰逢戊戌，那是传统帝制在危机中寻求自我革新的关键尝试。”

因此，以此为基点的书写，“不仅能厘清一个家族的兴衰脉络，更能从中窥见近代士大夫阶层在时代洪流中的精神抉择。这种从个体生命折射时代余晖的写作，本身便是对历史极好的致敬。”

不过也正如朱子一所言，这本传记的两位作者在叙述逻辑上展现了极为纯粹的“理科生”特质，“推崇事实的绝对精确，警惕任何情感的过度外溢”。作者在书中也坦言，自己是“在可考与不可考之间谨慎落笔”。

最终，这本传记呈现的是两种叙事逻辑的平衡，既有作者倾向的“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也有朱子一所期待的血肉与温度。至于个人史最忌讳的宏大叙事和牵强附会，在写作前就已被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