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冬，朝鲜北部一条被雪覆盖的公路上，美军陆战一师的士兵从卡车上卸下印着编号的纸箱，里面装着肉类罐头、饼干、速溶咖啡和香烟。
而同一时段，距离他们几十公里外的山沟里，一支志愿军部队正在行军，战士口袋里揣着的是炒熟后磨成粉的杂粮，吃的时候抓一把送进嘴里，再吞一口雪。
双方士兵肚子里的食物，来自两套完全不同的供应体系。
美军的军粮按前线的轻重缓急分成好几等：
最新鲜的是A口粮，供后方基地和指挥机关；
以肉类罐头为主的是B口粮，供前线部队制作热食；
最常见的是三人份的C口粮，一个铁皮罐头里装着饼干、午餐肉、豆子、脱水蔬菜、果汁粉和咖啡，还附带香烟、火柴、针线包、剃须刀片和开罐器。
装在纸盒里的K口粮更轻便，一盒约一磅多，一天配下来约有三千大卡热量，黄油、饼干、奶酪、果酱、巧克力样样不缺，最初是给空降兵、坦克兵这些需要轻装机动的兵种设计的。
战斗紧张时，还有补充热量的D口粮巧克力。
前线部队的午餐和晚餐必须有肉，其中八成是新鲜肉食，两成是士兵嫌弃的午餐肉罐头。
这些罐头看在美国兵眼里，不过是不得已的伙食。可换在那个战火连天的朝鲜半岛，别说普通百姓，就是参战的其他国家军队，也见不到几回。
而美军的伙食远不止罐头，战斗间隙，空运来的可口可乐、口香糖是常事。
1952年夏天，前线一度还免费供应过啤酒，后来因为美国国内舆论反对才取消。
赶上节日，前线部队还能吃到火鸡。香烟人人有配额，军官配骆驼牌，士兵配好彩牌。
而韩国的处境完全是另一副模样。
战争爆发时，半岛南部打成一片废墟，物资奇缺，许多地方的老百姓饿到吃树叶，韩军的后勤体系远没有成型，粮食补给很大程度上依赖战场当地征发和美军体系的溢出。
而“部队锅”就是这样来的。
美军基地里堆着大量加工食品，士兵吃剩的火腿、香肠、午餐肉罐头，随手就扔进垃圾桶。
住在议政府、平泽一带的居民，常到部队食堂外排队，把美军吃剩的东西买回去。
时间一久，有人把这些剩肉和自家腌的泡菜、辣椒酱、豆腐、面条搅进一锅乱炖，煮出了一道后来风行韩国的菜，也就是所谓的“部队锅”。
韩军士兵的日常口粮同样谈不上稳定，战争初期溃退阶段，粮食补给经常中断，前线部队靠就地借粮和美军转交的物资维持。
李奇微后来对志愿军“可以自己解决口粮”感到惊讶，反过来说，他熟悉的美军和韩军体系离开公路和补给站就难以运转。
韩军处在美军供应链的下游，能接到什么，取决于美军仓库里剩什么、什么时候剩。
而志愿军面对的是另一种局面，部队入朝时，国内百废待兴，没有能力生产美军那种成体系的罐头口粮。
入朝初期，由于后勤运输跟不上，部队又要在运动战里躲避美军飞机的轰炸，生火做饭容易暴露目标。
第二次战役期间，第九兵团的官兵少的连着三天，多的连着九天，吃不上一口热饭。
于是，炒面成了主要干粮。
所谓炒面，就是把面粉炒熟、拌上盐，装进布袋背在身上，饿了抓一把塞进嘴里，就着地上的积雪咽下去。
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里，土豆煮熟冻硬，成了炒面之外的另一份主食。可因为运输困难，前线的战士常常一天只能分到一个冻土豆，冻得硬邦邦的土豆，得用力才啃得动。
炒面成分单一，油盐有限，缺乏维生素，有的部队长时间吃下来，夜里出现了夜盲症，看不清路，行军时只能靠前面战士背包上拴着的白布条，一个跟一个地摸黑走。
美国兵的野战口粮一天能给到三千大卡的热量，志愿军战士手里那点炒面和冻土豆，连维持体力都勉强。
第二次战役中，第九兵团报告运输力不足、供不应求，常有饿饭的情况，原计划用两个军、两个师包抄西线，就因为粮食运不上去，被迫砍掉了两个师。
靠着随身干粮，志愿军一个攻势往往只能维持一个星期左右，干粮吃光就得停下来等后方补给，这样的打法后来被称作"礼拜攻势"。
不过，志愿军并非一直停留在炒面加雪的阶段。
1951年下半年起，部队开始在战斗间隙挖野菜，印发了野菜标本图谱。
1952年推广种菜、做豆腐、生豆芽，一线部队在作战之余种了八百多亩菜地，二线部队收获蔬菜数千吨。
到1953年春节，前线指战员吃上了入朝以来的第一顿肉馅饺子，前沿部队的早餐开始有油条和豆浆。
而这些改善是逐步攒出来的，靠的是把运输线一寸一寸抢修回来，把后方的生产能力一点一点往前推。
停战签字前的那段时间，一些阵地上的志愿军士兵已经能在坑道里吃上两菜一汤。
而在对面的美军阵地，感恩节的火鸡和圣诞节的蛋糕依然按时从日本运来，两条补给线最终在三八线附近维持了一种沉默的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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