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之都
济宁通,则全河通;济宁滞,则全河停
在中国大运河沿线的数十座城市中,济宁地位尤为特殊:民间流传数百年的俗语道:“济宁通,则全河通;济宁滞,则全河停”。这座城市,为什么会被称为“运河之都”?
PART.01
居运道之中:
扼守南北咽喉的地理枢要
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大都后,对隋唐大运河实施“截弯取直”改造,下令开凿的会通河全线贯通,南北漕运不再绕道洛阳,得以径直穿行山东腹地,一举缩短航程约900公里。
济宁,正坐落于这条南北大动脉最关键的节点上。“南通江淮、北达燕冀”“居运道之中”济宁是南北水陆交汇的咽喉要地。历经元、明、清三代的疏浚与治理,济宁逐步成为运河沿线最重要的漕运枢纽与治理中心。正如那句流传数百年的俗语——“济宁通,则全河通;济宁滞,则全河停”。
PART.02
运河水脊上的世界级奇迹:
南旺分水枢纽
将京杭大运河绘制成一张纵剖面图,全线海拔最高点位于济宁汶上县南旺镇,比南北两端河段高出30余米,这里也被称作“运河水脊”。水往低处流,运河水流经此处自然难以“上行”——整个大运河治理的难点与关键,全集中在济宁。
汶河上的戴村坝(图源:人民日报)
明永乐九年(1411年),工部尚书宋礼受命治理运河,采纳了汶上民间水利专家白英提出的“引汶济运”方案:在泰安东平境内的大汶河下游修筑戴村坝拦挡汶水,开挖八十余里的小汶河,将水引到南旺这个制高点;再利用地形与水流冲击力,把汶水一分为二——七分向北流向北京,三分向南流向江南,这就是流传至今的著名民谚“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为精确控制水量,古人还在此设置了分水石,通过调整石头位置改变水流方向和流量;又以南旺湖、蜀山湖、马踏湖作为“水柜”,实现蓄丰补枯,再搭配柳林闸、十里闸等节制闸群,最终形成了“引、蓄、分、排”的完整水利体系。
南旺枢纽遗址考古公园-分水龙王庙
(图源:人民日报)
这套工程保障明清500余年漕运畅通,每年约有400万石漕粮经这里北上,运力比元代提高了十倍。戴村坝已经屹立了600余年,至今仍在发挥作用,清代康熙皇帝为它题赞“创无前而建非常也”;民国初年,荷兰水利专家方维因专程前来考察后也感叹,这样的工程“必视为绝大事业”。1965年,毛泽东同志视察山东时,也称赞这一工程“是一个了不起的工程”。戴村坝和南旺分水枢纽共同组成了引汶济运工程体系,被称为“北方都江堰”,代表着17世纪工业革命前世界土木工程技术的最高成就。
PART.03
河督驻节:
京师之外的高规格衙署
真正推动济宁从运河“枢纽”跃升为“运河之都”的,是制度层面的安排。元代已在济宁设立“都水监”,明代设置总督河道都御史署,清雍正七年(1729年)正式设立“河东河道总督署”。总督官阶为正二品,加授尚书衔后官阶为从一品,河道总督衙门也因此成为京师之外规格最高的衙署之一。
明清两代,统管黄河与运河的最高治水机构设于济宁,前后历时长达400余年,该机构不仅掌管运河疏浚、漕运调度,还拥有军事管辖权,下辖“河标”兵力约5600人。鼎盛时期,河道总督署占地面积约52亩,门堂厅房等各类建筑共计百余间,大门外跨街牌坊分别题写“砥柱中原”“转漕上国”,尽显其显赫地位。据济宁地方史志记载,先后有近两百位河道总督在此任职,道光十一年(1831年)林则徐也曾出任河东河道总督。2024年7月,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成的河道总督署遗址公园在济宁正式开放,成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展示窗口。
河道总督署遗址公园
(图源:河道总督署遗址公园)
PART.04
世界遗产的权威认证
与新时代新生
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济宁段拥有293公里申遗保护线路、59处运河文化遗产,南旺分水枢纽等11处遗址成为核心申遗点——这是国际社会对“运河之都”历史价值的权威认证。时至今日,济宁段大运河仍保有会通河南旺枢纽段、小汶河、会通河微山段3个世界文化遗产区段,以及邢通斗门、徐建口斗门、十里闸等9个世界文化遗产点,济宁也是京杭大运河常年通航的最北端,这条“黄金水道”活力依旧。
古人的治水智慧在今天依然闪耀着光芒: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正是借鉴了南旺分水枢纽“引、蓄、分、排”的经验,让长江水再次沿着运河古道流向北方。济宁还持续建设南旺枢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河道总督署遗址公园等文化阵地,让“运河之都”的文化根基,在新时代愈发坚实。
地理上“居运道之中”,工程层面拥有跨越“水脊”的世界级工程奇迹,制度层面保有延续400余年的治河中枢,三者共同铸就了济宁“运河之都”的历史荣光。如今,河道总督署的百年遗存、南旺分水的千年智慧,加上新时代仍在奔流的大运河,共同构成了济宁独有的城市记忆,也奠定了这座“运河之都”不可撼动的历史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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