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1月，北洋政府，北京，内务部门摆在案头的，不只是县名册，还有一桩颇让人头疼的政务：全国竟有多个“新城县”。公文往来中，稍不留神就会把不同省份的文书混在一起，改掉重名县名，已成刻不容缓之事。
当时的处理原则并不复杂：历史更久、建制更稳定的地名尽量保留，设置较晚或沿革反复的县，则另取名称。于是，清末仍存在的6个“新城县”，在此后数十年里陆续改名、撤并，原来的县名便一步步退出了行政区划。
河北新城县最终被保留，并非偶然。它设置于唐太和六年，也就是832年，虽然历史上经历过裁撤和恢复，但地名延续时间很长，县域也相对稳定。相比之下，其他几处“新城县”或建置较晚，或曾多次废置，保留依据自然弱了一层。
浙江的新城县，根子却很早。三国吴黄武五年，也就是226年，富春县析出部分地域设置新城县。五代后梁时改为新登，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又恢复新城。到了民国三年，因与河北等地重名，改称新登县。
这次改名并不是凭空另造一个名称，而是沿用了当地曾经使用过的旧称。后来新登县又在1958年并入富阳县，1961年恢复富阳县建制时，新登成为辖下镇。今天所说的杭州富阳区新登镇，便保留了这段行政沿革的痕迹。
江西新城县的历史，也有自己的来路。南宋绍兴八年，即1138年，南城县东南部划出五乡设置新城县。当地有黎滩镇，县西南又有黎滩水，民国三年便改为黎川县。这个名字没有继续沿用“新城”，却更贴近地方地理。
贵州的情况更特别。民国元年，也就是1912年，普安、安南、安龙、兴义等地划出部分区域，重新设置新城县。由于同名县太多，1914年1月先改作新县，到了同年7月，又定名为兴仁县。今天的兴仁市，正是由这一行政建置发展而来。
有意思的是，贵州方面原本提出“新县”，仍然没有摆脱“新”字带来的混淆。查考县境后，政务人员认为这里主要由普安县析出兴仁等地组成，取“兴仁”作为县名，既能区别他处，也符合本地旧有地名基础。
山东新城县，元代已经形成较稳定的县级建置。它由长山、高苑两县析地设置，因地处新城而得名。民国三年先改称耏水县，理由是境内乌河古称耏水；同年4月，又改为桓台县，名称取自齐桓公戏马台。
这次变更看似曲折，实则反映出当时取名的两种思路：一是依水命名，二是援引历史人物与地方古迹。耏水县存在时间很短，桓台却沿用至今。一个县名能否稳定下来，往往不只取决于字面含义，还要看社会认同和行政连续性。
吉林的新城县，出现时间更晚。清康熙年间，伯都讷一带先设驿站，康熙三十二年，即1693年，又在驿站南面修建新城。清光绪三十二年，这里升为新城府；民国二年撤府改县，成为新城县。民国三年则改名扶余县，取旧地名而来。
至此，5个省的新城县已经改名，河北一处成为唯一留下者。可“保留”并不等于永远不变。铁路改变了县城内部的重心，高碑店因临近京汉铁路，又连接清西陵祭陵铁路，商业和交通迅速发展，逐渐超过旧县城新城镇。
1928年，河北省曾直辖高碑店。1958年12月，新城县并入涿县，县政府迁到高碑店；1962年8月恢复新城县建制，治所仍在新城镇。1970年，县政府再次迁往高碑店。县名虽在，行政中心却已经转移。
“县城搬了，县名还算不算原来的县？”这类问题，在当时并不只是称呼变化，而牵涉财政、户籍、交通和基层管理。1993年4月9日，国务院批准撤销新城县，原辖区设立高碑店市。至此，清末那6个新城县，便都不再以县的名称存在。
“新城”二字在历史上并不只出现过6次。西汉、三国、南北朝、隋唐时期，都曾有不同地方因析置、改制或避讳而使用这一名称。有的数年后并入他县，有的改称新政、临湍，也有的恢复旧名。相同县名反复出现，正是古代政区频繁调整留下的结果。
因此，今天找不到一个仍叫“新城县”的县，并非这些地方消失了，而是名称被地理、历史和行政变化重新排列。新登、黎川、兴仁、桓台、扶余、高碑店，分别承接了那6处旧县的后续轨迹，县名虽然换了，沿革并没有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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