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9日上午，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礼堂内，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接受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递交的投降书。仪式并不长，却有着极重的分量。自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到日本签字投降，中国战场终于完成了受降这一关键程序。
南京只是总受降地点。由于日军在华兵力分布极广，投降部队数量庞大，国民政府又划分出十六个受降区，分别由不同战区或方面军的高级将领负责。受降官的安排，既考虑作战区域，也带有对将领抗战资历、军事实力和地方影响力的综合考量。
在华东和华中一带，顾祝同负责江浙地区受降。他长期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所辖区域包括上海、浙江、苏南等地，日军占领时间久，接收事务相当复杂。与之相邻的沪宁地区，则由汤恩伯负责。汤恩伯在抗战中屡受争议，但在国民政府的军事部署中，他确实是华东战场的重要将领。
江西受降区的受降官是薛岳。此人因万家岭战役和三次长沙会战而闻名，长沙会战中的防御与反击，曾给日军造成较大损失。长衡地区由王耀武负责，他在抗战期间长期率部作战，尤其在湘西会战中表现突出。两人的受降区域，都曾是中日军队反复争夺的战场。
湖北地区由孙蔚如受降。孙蔚如早年在杨虎城部任职，抗战时期参加过娘子关、中条山等战事，后来成为西北军政系统的重要人物。河南受降区则交给胡宗南，受降地点设在郑州。胡宗南是黄埔系高级将领，长期负责西北和中原方向的军事事务。
再看华北。山西受降官是阎锡山，他在抗战时期担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太原及晋绥地区的军政关系十分复杂。平津地区由孙连仲负责，这位西北军出身的将领曾参加台儿庄战役等重要战事，因作战强硬，被部下称作“孙钢头”。
热察绥地区的受降官是傅作义。抗战后期，他担任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活动范围主要在绥远、察哈尔及热河一带。山东地区则由李延年负责，他在抗战后期担任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受降事务涉及济南及山东各地日军。
华南的受降安排，同样体现了战区格局。广州受降官是张发奎，1945年任第二方面军司令官；汕头受降官是余汉谋，他长期在广东任职，曾担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两地虽同属华南，却分别面对不同的日军驻屯体系，接收工作并非简单的交接文件。
台湾受降官是陈仪。抗战期间，陈仪负责台湾方面的事务。日本投降后，台湾行政权由中国方面接收，陈仪代表中国政府主持相关受降与接收工作。北越地区则由卢汉负责，他当时担任第一方面军司令官，率部进入越南北部，接受当地日军投降。
徐蚌地区的受降官是李品仙。李品仙属于桂系将领，抗战时期曾在华中战场任职。这个区域连接津浦铁路和淮河流域，交通线密集，日军部队分散，接收时尤其要注意武器、物资和人员的清点。
值得一提的是，受降并不等于战事当天便全部结束。日军虽然接受投降命令，但各地部队数量庞大，驻地分散，地方治安、武器封存、战俘管理以及铁路港口接管，都需要逐项办理。很多受降仪式规模不大，却直接关系到一个地区能否平稳完成权力交接。
在南京会场，何应钦曾对冈村宁次表示：“中国战区的受降，必须依照命令办理。”冈村宁次则按照程序签署文件。纸面上的几行字，背后是八年战争留下的巨大代价，也是十六个受降区陆续接管日军的共同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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