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月12日，山西夏县尖山一处土庙里，第三军军长唐淮源掏出手枪，对着自己的心脏扣下扳机。部下从他衬衣口袋里捡出一纸遗书，上面写着："余死后，望余之总司令及参谋长收拾本军残局，继续抗战，余死瞑目矣。"
然而这位滇军将领拼死坚守了近三年的"东方马奇诺防线"，在开战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就已经全线崩解。十八万国民党部队对十万日军，伤亡比例却高达二十比一。
临阵换将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在中条山的长期坚守下，有一支部队作用显著，这就是孙蔚如的部队。
1938年夏，太原、临汾相继失守之后，卫立煌受命把第二战区主力带进晋南山地。
重庆方面给卫立煌了一道死命令：全部转入山区，不得过黄河后退，违者军法从事。
于是十几万部队就此扎进中条山。中条山这是个苦地方，这里岩石遍野，十几万人吃的粮食得用木筏从黄河南岸运过来，再靠士兵肩膀扛上山，一个来回两到四天。
更要命的是这里霍乱、痢疾、夜盲症各种疾病困扰着部队。
在这艰难的环境之中，唐淮源、寸性奇的第三军就是从这时候起钉在闻喜、夏县一线的。
对于中条山地区，还有一支作用重大的队伍。
1938年7月，孙蔚如带着三万多名陕西子弟东渡黄河，以第三十八军为骨干组成第四集团军，而这支部队更是跟杨虎城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1938年到1940年，孙蔚如所部先后粉碎日军对中条山的十多次大规模扫荡，最惨烈时日军半数被击毙。
当年"六六战役"和望原会战一仗打下来，连敌人都承认孙蔚如所部"骁勇善战，不可轻敌"。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卫立煌和其他国民党军政高层将领比起来有个难得之处：他跟八路军合作得很实在，主动联络、给过武器支援，对中条山周边的游击队也不一味挤压。
孙蔚如的第四集团军更不用说了，他们跟八路军的渊源更深，而且多次配合作战，1940年8月还策应了百团大战，出兵破坏同蒲铁路南段。
这山里山外彼此策应，日军进得来就出不去。
再加一支由胡宗南抽调的西北部队两度入山稳定战局，兵力虽不宽裕，却总能及时补上缺口。
然而就在这看起来最为乐观的时候，华北战局却出现了问题。
1940年下半年，日本方面调整对华方针，决心在1941年秋季前"解决中国事变"，于是华北日军开始向晋南增兵，兵力从三万一路涨到十万。
也就在这个时候，1940年10月，第四集团军接到了调离中条山的命令。
重庆方面的考虑很老蒋：这支杨虎城的旧部与八路军往来过密，高层不放心，要用调防的办法把它从延安方向挪开，同时也顺手清洗一下内部的异己力量。
于是在中条山地区守了最久、最能打、最熟悉地形的"铁柱子"，被连根拔走了。接替他们的部队对山地、对敌情都还陌生，防线中间出现了一段卫立煌因为同样原因被调走何应钦前来而产生的谁也说不清谁来负责的空当。
自毁长城
再说说卫立煌的问题吧。
卫长官因为在华北反对制造摩擦、主张联共抗日，早就惹得重庆不满。
1941年春，卫立煌被叫到重庆述职，当面挨了批评，一怒之下跑到峨眉山"休息"，司令长官的职权悬了空。
蒋鼎文后来在回忆里把这次调动直接称为"易换主帅的败着"。
临阵换帅本就是兵家大忌，有时又逢着日军大军卷土重来，于是整个场面就开始失控了。
卫立煌走了，何应钦来了，这位总教官于在洛阳开了好几个会。
4月18日、20日，何应钦连续两次召集第一、第二、第五战区军以上长官开"晋南三角地带作战检讨会"。
这几次会议可谓是一波三折。
长达四个半小时的第一次会议，议题被"如何瓦解共党力量"这类问题牵着走，作战方案一个没拿出来。
第二次会议总算拟了三个方案：一是把主力撤到黄河南岸、巩固河防；二是趁日军尚未集结完毕主动出击；三是在山地打运动战。
何应钦认为日军意在"进取洛阳、潼关"，军令部和战区参谋长郭寄峤也大多持同样看法，他们的理由是日本人在同蒲铁路上白天往风陵渡运渡河器材，夜里又原车开回去，装出一副要南渡黄河的样子。
不过，在一战和日军交手多次的唐淮源在高级军事会议上明确反对这套部署，唐指出这一安排会对中条山造成严重后果，但没人听。
勿谓言之不预，有时候就是怕什么来什么。
和当时国民党部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军的来势汹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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