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日军翻译官散戏后塞给女教师：“今晚别回家。”|1943年|保长|北平|女教师|翻译官|胡子

史料札记：1943年7月24日，北平各粮店开始配售“混合面”，每斤1元1角4分。这种面以豆饼为主，掺入红高粱、黑豆、红薯干，豆饼本是榨油后压成的渣饼，原先喂骡马用。同一年，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通令各省市，小学三年级以上强制开设日语课，三、四年级每周不少于60分钟，五、六年级90分钟。粮食与语言，一个管肚子，一个管脑子，两样东西同时压下来，沦陷区的小学教员就卡在中间。

第一章戏散之后

1943年10月17日，星期日。北平的秋天短得像一声叹息。

宣武门外大街路东的庆乐园戏园，夜场散了。散戏的钟声其实不存在，是台上锣鼓一停，台下椅子板噼里啪啦翻起来，嗑瓜子的手拍一拍衣襟，人流向门口涌。灯一盏一盏灭下去，只剩门洞顶上那盏昏黄的灯泡，蛾子绕着飞。

沈桂芝夹在人堆里往外走。她穿一件洗得发灰的阴丹士林蓝布旗袍，腋下夹着讲义夹，里面是明天要讲的国语课备课纸。她二十四岁，在城南一所市立小学教初小三年级，兼着日语课。教日语是摊派下来的，每个学校都得有人顶上。她学过一年日文，发音不算好，念课文的时候底下孩子跟着学，舌头硬邦邦的，像嘴里含着一块石子。

她走到戏园门口的石阶上，脚底下踩到一张沾了唾沫的瓜子皮，滑了一下。一只手从旁边伸过来，扶住了她的手肘。力道很稳，扶住就松开了。

扭头看，是个三十来岁的男人。灰哔叽西装，没打领带，衬衫领口敞着一粒扣子。脸瘦，颧骨略高，头发往后梳，额角有一道浅浅的旧疤。沈桂芝认得这张脸。戏园里见过两三回，他坐在后排靠柱子的位置，从不叫好，也不跟人搭话。有人管他叫“郑翻译”，在日军宣武门外宪兵分队做事。

郑翻译没有看她。眼睛望着街对面，嘴唇几乎没动。

“今晚别回家。”

声音压得极低。低到沈桂芝以为是自己耳朵出了毛病。

她站住。石阶下面的人力车夫吆喝着揽客，一个卖糖炒栗子的推着独轮车从人群里挤过去，铁锅里的沙子哗啦哗啦响。她再转头，郑翻译已经走开了，灰西装的背影混进散场的人流，往北去了。他走路有一条腿稍微拖一点，不细看看不出来。

沈桂芝攥紧讲义夹。夹子里除了备课纸，还有三张试卷没判完，红铅笔夹在中间。她想喊一声，嗓子眼发紧，没出声。

今晚别回家。

她住在教场口里面一条窄巷，房东姓骆，旗人后代，前清时候阔过，民国以后靠房租过日子。院子不大，北房三间，骆大爷老两口住东边那间，沈桂芝租西边那间，中间堂屋摆着一张八仙桌，桌上供着骆家祖宗牌位。院子门是两扇榆木薄板，门闩从里头插。每天天黑，骆大爷亲自上门闩，早先是戌时前后，日军搞“强化治安”以后，宵禁提前，闩门也跟着提前，有时候天还没黑透，榆木门闩就顶上了。

不回家。回哪里去？

沈桂芝站在戏园门口，手里捏着讲义夹，指头冰凉。她第一个念头是骆大爷老两口。第二个念头是学校里那个管杂务的老校工，姓佟，住学校后头一间偏厦。第三个念头，她不愿意想，可那个念头自己往上拱，郑翻译为什么管这事？

宪兵队的翻译官，在北平老百姓嘴里，跟“二鬼子”差不多是一个意思。可这个郑翻译跟戏园里那些穿绸褂、戴礼帽、搂着女人嗑瓜子的翻译不一样。他总是一个人，坐后排，散场就走。有一回沈桂芝的同事在办公室嚼舌头，说宣武门宪兵分队那个姓郑的翻译是朝鲜人，原籍咸镜道，日本吞了朝鲜以后，他十几岁就被弄到奉天念书，后来进了日军的通译养成所。同事说这些话的时候撇着嘴，朝鲜人，两边不靠，比中国人还狠。

沈桂芝没接过话。她见过郑翻译在戏园门口给一个卖烟卷的老太太捡过掉在地上的铜板。动作很快，捡起来往老太太摊子上一搁，转身就走，没等人家说谢。

她决定不回教场口。往南走，穿过骡马市大街，拐进一条叫魏染胡同的巷子，胡同中段有个院子，是她同校的教师周玉贞家。周玉贞教五年级算术，丈夫在电灯公司当抄表员，家里有两间空房，有时候女同事赶不上宵禁就借住一宿。

沈桂芝敲开周家的门，周玉贞披着棉袄出来，脸上带着惊讶。没多问，侧身让进去。沈桂芝只说了一句：“巷口好像有生人，不敢走夜路。”

这话不假。教场口巷口确实常有生人，穿黑褂的，叼烟卷的，有时候是侦缉队的便衣，有时候是宪兵队的“联络员”，专门蹲在巷口看过往行人。宵禁以后在街上走，被抓住轻则挨耳光，重则押到宪兵队关一夜。沈桂芝在周家灶房旁边的小炕上躺下，棉被硬邦邦的，有一股樟木箱子味。她睁着眼睛躺到后半夜，听见远处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由远而近，又远了。

第二天清早回教场口。巷口一切如常，卖豆腐脑的老孙头支着摊子，热气腾腾。骆大爷蹲在门口拿小铲子刮门框上贴的“仁丹”广告残纸。院子里的东西一样没少。沈桂芝松了口气，又觉得自己神经过敏。

进了学校，佟校工递过来一句话：“昨儿夜里侦缉队查了教场口，抓走三个。说是搜八路探子。”

沈桂芝手里的讲义夹差点掉在地上。

佟校工压低嗓门：“骆大爷隔壁那个裱画铺，铺板都砸了。人从被窝里拖出来的，光着脚。”

沈桂芝问抓的什么人。佟校工摇头，说不清楚，反正是“嫌疑”。他顿了顿，又补一句：“听说宪兵队那边有人递了话，教场口哪家哪户住着教员，侦缉队才去的。”

递话的人是谁？

沈桂芝脑子里闪过戏园门口那只扶住她手肘的手，和那四个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字。

第二章混合面

1943年秋天的北平，肚子问题是头等大事。

沈桂芝教初小三年级，班上四十一个学生。每天早上点名，总有五六个空位子。不是逃学，是饿得起不来炕。到了第三节课，底下就有孩子趴在桌上，脸贴着课本，眼窝凹进去，嘴唇发白。沈桂芝从自己那份午饭里省出半个窝头，掰成几块，叫最瘦的那个女生到讲台边来，假装让她帮着擦黑板，塞进她手里。

窝头也不是正经粮食做的。混合面蒸出来的窝头，颜色发黑绿，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咬一口，沙土硌牙。豆饼渣、高粱壳、红薯干磨的粉，掺上一点点黑面，蒸熟了有一股牲口槽的气味。沈桂芝每个月的薪水是伪币22元，高级教员能拿到25到30元，她是初小教员，加日语课的津贴，统共24元出头。教场口那间西屋的房租每月6元，剩下的要吃饭、买煤球、买配给以外的粗盐和碱面。一斤混合面1元1角4分，她一个月买粮就得花掉将近十元。菜是腌萝卜，偶尔买一块豆腐，就算是开荤。

周玉贞的丈夫在电灯公司，家里稍宽裕一点。有一回周玉贞拿报纸包了一小块猪油来学校，几个女教员关在办公室里，把猪油抹在混合面饼子上，撒几粒盐，吃得谁也不说话。吃完周玉贞拿手背抹嘴，说了一句：“这日子，人不如骆大爷家那条黄狗。”

骆大爷养着一条黄狗，瘦得肋骨根根分明。有一天黄狗不见了。骆大爷坐在门槛上抽旱烟，抽了一袋又一袋，没吭声。隔壁裱画铺的老板娘探过头来问，骆大爷把烟锅子在门槛上磕了磕：“换了两斤混合面。”

裱画铺老板娘愣了一会儿，缩回去了。

沈桂芝在课堂上教孩子们念国语课文。课文是新民会审定的，讲“中日亲善”，讲“大东亚共荣”。她念一句，孩子们跟一句。念到“共存共荣”的时候，底下有个男生举手，问：“老师，共荣了，为什么我奶奶吃的混合面里掺沙子？”

沈桂芝让他坐下。她说：“把课文念完。”

她不敢回答。教室后排靠门的位置，有时候会坐着新民会的视学，或者学校里的日文指导员。那个指导员姓冈田，四十来岁，原先在日本国内是小学教员，被征调到北平来“指导”日语教学。冈田不常来，来了就坐在最后一排，拿一个小本子记东西。沈桂芝教日语课文的时候，他就站起来纠正发音，把“アリガトウ”念得又重又长，让孩子们跟着重复三遍。

冈田有一次在走廊上叫住沈桂芝，用生硬的中文问：“沈老师，你对日语教学，有什么意见？”

沈桂芝站直了，说：“学生们学得认真。”

冈田盯着她看了一会儿，点点头，走了。

那天放学以后，佟校工一边锁校门一边嘟囔：“认真？孩子们连饭都吃不饱，认真个屁。”

沈桂芝没接话。她往教场口走，经过骡马市大街拐角，看见墙上贴着一张新告示，伪警察局的，上面列着“保甲连坐”条款：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甲内一户“通匪”，全甲连坐。告示底下一群人在看，没人说话。一个拉洋车的老头看完，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拉着空车走了。

第三章翻译官

郑翻译不常来学校。他来的时候，是跟着宪兵队的人来“查学”。所谓查学，就是看看日语课开没开，教员在不在，课本有没有缺页。宪兵队的人穿黄呢军装，腰里别着王八盒子，在学校院子里站一圈，学生吓得不敢出教室。郑翻译夹在中间，灰西装，手里拿一个硬壳笔记本，跟着走，偶尔低头记两个字。

头一回查学，沈桂芝正在给三年级上日语课。宪兵队的人推门进来，孩子们刷地站起来，椅子腿刮得地板吱吱响。领头的军曹说了句什么，郑翻译上前一步，中文很平：“太君问，日语课一周几节？”

沈桂芝答：“三节。”

郑翻译转头对军曹说了几句日语。军曹点点头，在教室里走了一圈，翻了翻前排女生的课本，又出去了。

整个过程，郑翻译没有看沈桂芝。他的目光从她肩膀上方越过去，落在黑板上写的假名上。出门的时候，他的脚步在门槛上顿了一下，极短的一顿，然后跟上了宪兵队。

第二次查学，是11月初。天已经冷了，教室里的炉子烧着配给的劣质煤球，冒出来的烟呛人。冈田指导员也来了，站在教室后面。宪兵队的人翻看学生的作业本，翻到一个男生的本子，上面用铅笔写了“打倒”两个字，后面被橡皮擦掉了，但印子还在。

军曹的脸沉下来。冈田凑过去看了一眼，说了句日语。军曹把手按在刀柄上。

教室里的空气像冻住了。

郑翻译走上前，把作业本拿过来看了看。他翻到下一页，指着上面一行工整的假名抄写，对军曹说了几句话。语速不快，声音平稳。军曹皱着的眉头松了一点。郑翻译又翻开前面几页，指着学生的名字栏，说了句什么，军曹哼了一声，把作业本扔回课桌上，转身走了。

事后沈桂芝才知道，郑翻译对军曹说的是：这个学生是保长家的孩子，保长跟宪兵队有往来，作业本上的字是“练习写错了重新描的”。

真假无从查证。那个男生确实是保长的侄子。沈桂芝后来问那个男生，男生低着头说：“我写了玩的，擦掉了。”

沈桂芝没有再追问。她心里存了一个疑问：郑翻译为什么要替一个孩子遮掩？

疑问归疑问，她没有机会问。郑翻译来查学，从不单独跟教员说话。查完了就走，灰西装的背影消失在校门口，脚步声在胡同里响几下就没了。

12月里有一天，沈桂芝去骡马市大街的邮局寄信。寄给在天津教书的表姐，信里什么也不敢写，只说“天冷了，注意身体”。邮局柜台前排着队，她排在靠门的位置，低头数手里的零钱。

郑翻译从外面进来，手里拿着一叠信封，像是来寄公文。他排在另一队，跟沈桂芝隔了两三个人。邮局里很安静，只有柜台里敲戳子的声音。

沈桂芝寄完信，转身往门口走。经过郑翻译身边的时候，他的肩膀微微侧了一下，一个纸团从袖口里滑出来，落在地上，正好在她脚边。她下意识弯腰捡起来，以为是自己掉的什么东西。纸团很小，捏得很紧，展开来只有一行铅笔字，字迹潦草：

“骆家隔壁裱画铺，有人盯。少去。”

沈桂芝攥着纸团走出邮局。外面刮着北风，她把纸团塞进棉袄口袋里，走了半条街才停下来，靠在墙上喘气。骆大爷隔壁的裱画铺，10月里被侦缉队砸过一回，抓走的人到现在没放出来。裱画铺的老板娘天天坐在门口哭。沈桂芝有时候下学回来，经过裱画铺门口，会停下来跟老板娘说两句话，问有没有消息。老板娘拉着她的手哭，她就站着听。

就是这几句话，有人盯上了。

沈桂芝把纸团在口袋里捏了又捏，捏成一个小硬球。她想扔，没扔。晚上回到教场口，她把纸团塞进炕洞最里头，拿灰埋上。

第四章那一夜

沈桂芝后来反复回想，如果没有那张纸条，10月17日晚上她会怎样。

她会在散戏以后直接回教场口，走骡马市大街南侧，拐进巷口，敲骆大爷的门。骆大爷开门闩让她进去，她回西屋，点灯，判试卷，吹灯睡觉。后半夜侦缉队来查，挨户敲门，查到骆大爷家，她得起来开门，递上良民证。如果侦缉队的人只是走个过场，她什么事也没有。如果侦缉队的人事先得了话，专门冲着教场口住着的“教员”来的，她就会被带走。

带走了会怎样？沈桂芝听过太多。宪兵队的审讯室在东四十二条那边，进去的人，有的放出来，有的转去别的什么地方，再没消息。女教员进去，出来的更少。

周玉贞那天晚上什么也没问。第二天早上沈桂芝出门的时候，周玉贞在灶房里说了一句：“你那个院子，骆大爷年纪大了，门闩插得慢。”

沈桂芝点点头。

过了三天，骆大爷在巷口碰到沈桂芝，把她叫住。老头蹲在墙根底下，拿烟锅子在地上画圈，画了半天，说：“姑娘，那天夜里侦缉队来，拿手电挨屋照。照到你那间西屋，窗户纸上没灯影，领头的拿手电晃了两晃，问我，西屋住的人呢。我说回娘家了。”

沈桂芝问：“您怎么说回娘家了？”

骆大爷拿烟锅子磕磕鞋底：“我不那么说怎么说？说你出去住了？那不更麻烦？”

沈桂芝没再问。她从口袋里摸出两毛钱，塞给骆大爷，骆大爷推了一下，收下了。

那天夜里到底抓了谁？沈桂芝后来从佟校工嘴里拼凑出一些碎片。侦缉队那晚在教场口抓了三个人：裱画铺老板，一个在胡同口摆烟摊的老头，还有一个住在巷子尽头的年轻男人，据说在什么报馆做事。裱画铺老板关了一个礼拜放出来，人瘦了一圈，铺子再没开过门。烟摊老头关了三天，出来以后见人就鞠躬，话也不会说了。年轻男人没放出来，家里人去宪兵队问，门房说查无此人。

沈桂芝听完，坐在办公室里半天没动。她想起郑翻译纸条上写的那几个字：有人盯。盯的是裱画铺，盯的人大概也顺便注意到了常去裱画铺门口站着的女教员。

她欠了郑翻译一条命。

这笔债怎么还，她不知道。

第五章保长

教场口所属的保长姓那，满族，五十来岁，原先在警察局当过文书，日本人来了以后留用，又兼了保长。那保长瘦高个，长脸，留一撮山羊胡子，走路背着手，见谁都笑眯眯的，笑起来眼睛眯成两条缝。保公所设在巷口一间倒座房里，门口挂一块白底黑字的木牌。那保长每天上午坐在里面喝茶，处理“公务”：摊派捐税、登记户口、派夫修路、传达上级告示。

沈桂芝每月得去保公所交“户别捐”和“甲务费”。那保长收钱的时候总是笑眯眯的，点完钱往抽屉里一锁，说一句：“沈老师辛苦。”沈桂芝也回一句：“那保长辛苦。”

笑眯眯归笑眯眯，那保长手底下狠。巷子里谁家来了亲戚没报户口，他知道了，当天就带人去查。查出来罚钱，罚的钱进了保公所的账，账本上的数字怎么写，只有他自己清楚。有一回巷尾拉洋车的老赵头病了三天没出车，那保长就派甲长上门，说“无故停工”，要罚两块钱“怠工捐”。老赵头的老伴跪在地上求了半天，最后拿了一块钱了事。

沈桂芝的日语课津贴，每月是那保长经手发的。有一回发津贴，那保长把她叫进倒座房，从抽屉里摸出几张票子，放在桌上，手指头按着不松：“沈老师，教日语可是给皇军办事。学校里有什么新鲜事，你跟我说一声，津贴我多给你报两块。”

沈桂芝把票子拿起来，说：“学校的事，佟校工管杂务，我不管。”

那保长的手指头松开了，笑眯眯地摆摆手：“行行行，沈老师忙。”

出了保公所的门，沈桂芝手心全是汗。她知道那保长在探她。宪兵队翻译官递纸条的事，要是让那保长闻出味来，用不了三天就能传到侦缉队耳朵里。

12月中旬，那保长果然找上门来。

不是找沈桂芝，是找骆大爷。那保长站在院子里，背着手看骆大爷刮门框上的旧纸，笑眯眯地说：“骆大爷，您这院里住着位女教员，是吧？皇军那边有政策，教员家眷可以申请‘特别配给’，白面，一个月五斤。”

骆大爷头也没抬：“她没家眷，就一个人。”

那保长哦了一声，又说：“一个人也行。让她到保公所来填个表。表上得写上她平时都跟什么人来往。”

骆大爷把铲子往地上一戳：“那保长，您自个儿跟她说去。我一个租房子的，管不着房客的事。”

那保长站了一会儿，笑眯眯地走了。

晚上沈桂芝回来，骆大爷把话学了一遍。沈桂芝听完，坐在炕沿上，半天没说话。骆大爷蹲在门口抽旱烟，抽了两口，说：“姑娘，这院子你怕是住不长了。”

沈桂芝明白。那保长要的不是表，是她的把柄。填了表，跟什么人来往写上去，往后她见的每一个人，那保长都能拿来做文章。不填，那保长有的是办法找麻烦。

她想起郑翻译纸条上的话。裱画铺有人盯。现在盯的人换了个方向，盯到她头上来了。

第六章纸条之外

沈桂芝开始留意郑翻译的行踪。

她不是有意的。只是放学以后往骡马市大街走，有时候会看见郑翻译从宪兵分队那扇铁门里出来，往东走，在街角买一包烟，又回去。他买烟的那个摊子，摊主是个哑巴，不会说话，用手指头比划价钱。郑翻译每次都多给一毛两毛，哑巴摊主给他烟的时候多塞一盒火柴。

有一回沈桂芝在邮局又碰到他。这回是白天，邮局里人多，两人隔着柜台，谁也没看谁。沈桂芝寄完信，在门口站了一会儿。郑翻译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上面贴着日本邮票。他走过沈桂芝身边，脚步没停，嘴里说了一句：“那保长在查你的户籍底册。”

沈桂芝没回头。她看着街对面的电线杆，说：“我知道。”

郑翻译已经走过去了，灰西装的后背挺得很直。他走路拖腿的毛病好像更明显了一些，也许是天冷的缘故。

沈桂芝回到学校，把佟校工叫到一边。佟校工五十多岁，原先在印刷厂排字，日本人来了以后印刷厂关了门，他托人介绍到学校看门。老头胆小，可嘴严，知道的事不少。

沈桂芝问他：“那保长跟宪兵队什么关系？”

佟校工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那保长的侄子在宪兵队当差，跑腿的。他自己隔三差五往宪兵分队送东西，烟酒、鸡蛋，有时候还送人过去。”

“送人？”

“送‘嫌疑’过去。他报上去的，宪兵队来抓，抓完了，他领赏钱。”

沈桂芝想起那张“保甲连坐”告示。保长报人，宪兵队抓人，赏钱回到保长手里。一条链子，每一环都扣着下一环。

“郑翻译呢？”沈桂芝问，“他跟那保长熟不熟？”

佟校工摇头：“郑翻译不怎么搭理那保长。那保长给宪兵分队送东西，郑翻译从来不出面。都是那个跑腿的侄子接下来。”

沈桂芝没再问。她心里有了一个模糊的轮廓：郑翻译在那条链子上，但他不在那保长那一环上。他在另一头，宪兵队里头，能听见链条怎么响。

1月上旬，学校放寒假。沈桂芝没有回天津表姐那里，车票太贵，路上也不安全。她留在北平，给几个有钱人家的孩子补日语课，挣一点过年钱。补课的地方在西城一个绸缎庄老板家里，宅子深，院子套院子，门口有门房。

补完课出来，天已经黑了。她走西四牌楼往南，经过一家小酒铺门口，看见郑翻译站在酒铺的屋檐底下，手里端着一小杯白酒，没喝，就那么端着。

沈桂芝从他面前走过去。走了三四步，听见后面说：“那保长报了你的名字。”

她停下来。

郑翻译把酒杯搁在窗台上，从屋檐底下走出来，走到她旁边，眼睛看着街面。酒铺的灯从他侧面照过来，颧骨下面的阴影很深。

“报的什么？”沈桂芝问。

“说教场口西屋女教员，行迹可疑，常与不明身份人员往来。”

“什么时候报的？”

“腊月二十三。”

腊月二十三，祭灶那天。沈桂芝那天去裱画铺老板娘那里送了一包红糖。

“宪兵队那边怎么说？”

郑翻译沉默了一会儿。“压下来了。我跟管户籍的曹长说，这个教员我查过，教日语课，没问题。”

沈桂芝看着他。酒铺的灯照着他半张脸，另外半张在暗处。他的嘴唇很薄，抿着，嘴角有一道往下走的纹。

“你为什么帮我？”沈桂芝问。

郑翻译没回答。他伸手从窗台上把酒杯拿回来，把里面的酒一口喝了，空杯子搁回窗台上。

“那保长不会就这么算了，”他说，“你寒假过完，换个地方住。学校后头佟校工那间偏厦，我跟他打过招呼了。”

沈桂芝想说什么，他已经转身走了。灰西装的后背在路灯底下拉出一道长影子，拖腿的那条腿在地上蹭出轻微的沙沙声。

沈桂芝站在酒铺门口，冬夜的风灌进棉袄袖子里。她忽然想起来，她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郑翻译，所有人都这么叫。他姓郑，叫什么？

没人告诉过她。

第七章偏厦

佟校工那间偏厦，在学校后院，原先放扫帚、煤球和旧课桌，收拾收拾能搁一张行军床。墙是碎砖头垒的，抹了泥，没抹平，炕是砖砌的，烧起来倒还热。窗户糊着高丽纸，透光不透视。

搬进去那天是正月十六。佟校工帮她把行李卷扛进去，搁在炕上，拿袖子擦了擦炕沿：“沈老师，地方窄，你别嫌弃。”

沈桂芝说不嫌弃。她把带来的几本书摞在窗台上，讲义夹放在枕头底下，红铅笔别在衣襟上。偏厦的门从里头插，门闩是佟校工新换的，硬木，一寸多厚。

搬进来第三天，那保长就到学校来了。穿一件新做的灰绸面皮袍，山羊胡子修得整整齐齐，笑眯眯地站在校长室门口。校长姓白，五十多岁，留过日本，说话慢条斯理，见了谁都鞠躬。那保长跟白校长在屋里说了半个钟头，出来的时候看见沈桂芝在走廊上，笑眯眯地点了点头。

沈桂芝也点了点头。

那保长走了以后，白校长把她叫进校长室，搓着手，半天没开口。沈桂芝站着等。

白校长终于说：“那保长提了个事，说学校日语课教得不错，想请沈老师兼任保公所的日语夜校教员，教保甲长们学几句日文，每月多给八块钱津贴。”

沈桂芝问：“我能不兼吗？”

白校长搓手搓得更厉害了：“他说，这是新民会的意思。”

沈桂芝没当场答应，也没当场回绝。她说容她想两天。

回到偏厦，她坐在炕沿上，把那保长的话翻来覆去想。兼任夜校教员，就是进了保公所的门。进了门，什么时候上课、跟谁说话、说了什么，全在那保长眼皮底下。不兼，那保长就有话说了，新民会的差事你不接，什么意思？

当天晚上，她去找佟校工。佟校工在门房里烤火，听完，拿火筷子在地上画了一个圈：“那保长这是要把你拴在裤腰带上。”

沈桂芝说她知道。

佟校工想了想：“你找郑翻译问问？”

沈桂芝没吭声。佟校工看了她一眼，也不说话了。

第二天下午，郑翻译来学校查日语课。查完了，教员们散了，沈桂芝站在院子里没走。郑翻译从教室里出来，经过她身边，脚步没停。

沈桂芝说：“那保长要我去教夜校。”

郑翻译停住了。他站在院子当中，背对着她，过了几秒钟才转过来。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睛看着她，又不像在看她。

“你怎么说？”

“我说想两天。”

郑翻译低下头，拿手指头弹了弹硬壳笔记本的封皮。“夜校不能去。进了保公所，你哪天说了什么，他都能编排。编排完了往宪兵队一送，我压得了一次，压不了第二次。”

“那我怎么回？”

郑翻译又想了一会儿。“你就说日语课排满了，学校不放。白校长那边我去说。新民会问起来，就说学校教学要紧。”

沈桂芝问：“白校长会听你的？”

郑翻译看了她一眼。这一眼跟以往不一样，以往他的目光总是从她身上越过去，这次是正正经经看着她。

“白校长欠宪兵分队一个人情。去年他侄子让侦缉队抓了，是我经手办的手续，放出来的。”

沈桂芝愣了一下。白校长从来没提过这事。

郑翻译把笔记本塞进腋下，转身要走。沈桂芝叫住他：“郑翻译。”

他站住。

“你叫什么名字？”

他没回头。隔了两三秒钟，说了一个名字。声音很低，沈桂芝没听清。他走了以后，她站在原地回想那个音，好像是两个字，又好像是三个字。她没敢再问。

那保长那边，后来果然没有再提夜校的事。白校长跟那保长说学校课排不开，那保长笑眯眯地听着，没再坚持。但沈桂芝知道，这事没完。那保长笑眯眯的时候，往往是在等下一个机会。

第八章三张试卷

1944年3月，开学不久，出了一件事。

沈桂芝班上那个保长的侄子，就是作业本上写“打倒”两个字又擦掉的那个男生，叫那世良，跟人打架，把同班一个姓铁的孩子脑袋打破了。铁家是拉洋车的，住教场口巷子最里头。铁家女人领着孩子到学校来找沈桂芝，孩子头上缠着布条，布条上渗黄水。

沈桂芝把那世良叫到办公室问话。那世良站得歪歪斜斜，翻着眼睛说：“他先骂我。”

问骂了什么。那世良不说。铁家孩子站在门口，小声说：“我没骂他。我说他叔叔是保长，吃混合面不花钱。”

沈桂芝让那世良给铁家孩子道歉。那世良不动。沈桂芝说：“不道歉，记大过一次，回去请家长。”

那世良斜着眼看了她一会儿，忽然笑了一下，转身跑了。

当天下午，那保长就来了学校。这回没去校长室，直接到教员办公室门口，站在走廊上，笑眯眯地叫了一声：“沈老师。”

办公室里其他教员都低下头改作业。沈桂芝走出来。

那保长背着手，山羊胡子翘着：“听说我家世良跟同学闹着玩，沈老师要记大过？”

沈桂芝说：“他把同学脑袋打破了。”

那保长笑眯眯地摆了摆手：“小孩子打架，常有的事。铁家那边我去说，赔他两斤棒子面，算了。”

沈桂芝说：“学校有学校的规矩。”

那保长的笑容没变，可眼睛不笑了。两条缝睁开了一些，露出里面的黑眼珠，凉飕飕的。“沈老师，规矩是人定的。你教日语课，给皇军办事，咱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一条船上的人，别为这点小事伤了和气。”

沈桂芝没让。她说：“记过是教务会议定的，我一个人改不了。”

那保长盯着她看了几秒钟，嘴角的笑容又回来了。“行，教务会议。我去找白校长说说。”

他走了以后，周玉贞从办公室探出头来，小声说：“你惹他干什么？”

沈桂芝没回答。她知道自己惹的不是那保长，是那保长背后那条链子。可她退不了。铁家孩子脑袋上的布条还在渗黄水，她要是退了，往后这个班里谁还把学校当回事。

三天以后，那保长没来找白校长。来的是侦缉队。

两个穿黑褂的人，下午放学的时候堵在学校门口，说要找沈桂芝“问几句话”。佟校工拦在门口，说教员都走了。黑褂推开佟校工往里走，正好郑翻译从里面出来。他那天来送一份宪兵队的通知，交给白校长。

郑翻译拦住两个黑褂，问什么事。黑褂说侦缉队办案。郑翻译说，这个教员跟宪兵分队有工作关系，要问话，先跟宪兵分队打招呼。

黑褂对视了一眼。其中一个说：“郑翻译，我们也是奉命行事。”

郑翻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背面写了一行字，递给黑褂：“拿这个去跟你们队长说，人我先带回去问。问完了，该送哪儿送哪儿。”

两个黑褂拿着名片走了。

沈桂芝站在偏厦门口，腿发软。郑翻译走过来，站在她面前，声音很低：“收拾一下，今晚不能住学校。那保长给侦缉队递了话，说你‘通匪’。名片只能挡一天。”

沈桂芝问：“去哪里？”

郑翻译说了一个地址。西砖胡同，一个姓桂的人家，是朝鲜族，在北平开药铺，跟他沾着亲。他先过去说一声，天黑以后沈桂芝自己过去，不要一起走。

沈桂芝收拾了一个小包袱，装了两件换洗衣裳、讲义夹和那本日语课本。天黑透了以后，她从学校后门出去，穿小巷，绕了半条街，找到西砖胡同。桂家药铺已经上了板，旁边一个小门虚掩着。她推门进去，一个朝鲜族老太太在灶房里坐着，见她来了，指了指里屋。

里屋炕上坐着郑翻译。

炕桌上摆着一壶茶，两个粗瓷碗。郑翻译给她倒了一碗，推过来。

沈桂芝端起碗，手还在抖。喝了两口，烫了舌头，眼泪差点下来。

郑翻译坐在炕沿另一边，两只手搁在膝盖上。沉默了很久。

“那保长不会罢手，”他说，“你在北平待不住了。”

沈桂芝抬起头。

“天津有亲戚？”

“表姐在天津教书。”

郑翻译点了点头。“我帮你弄一张去天津的通行证。以探亲的名义。你到了天津先别找表姐，找个旅馆住两天，看看有没有人跟。”

沈桂芝问：“通行证怎么弄？”

“宪兵分队的通行证归我管。填一张表，盖个章。那保长知道了也拦不住。”

沈桂芝看着他。灶房里透进来一点光，照着他半张脸。他比头一回在戏园门口见到的时候瘦了不少，颧骨更高了，眼窝底下一圈青黑。

“你为什么要做到这一步？”沈桂芝问。

郑翻译没有马上回答。他端起茶碗，又放下。

“我父亲是咸镜道种地的。日本并了朝鲜以后，我十四岁被送到奉天念书，念的是日本人办的学校。毕了业，进通译养成所，出来就干这个。我干了七年，审过的人，送走的人，记不清了。”他停了一下，“头两年我觉得这是命。后来我发现，命不是这么回事。我帮日本人审中国人，审的都是跟我一样的人。朝鲜人，中国人，在日本人眼里是一回事。”

他看了沈桂芝一眼。

“我救不了多少人。能递一句话，就递一句话。你走吧。走了别再回来。”

沈桂芝把茶碗放下。她忽然想起一件事，从包袱里摸出那三张没判完的试卷，摊在炕桌上。红铅笔还在衣襟上别着。她拿起铅笔，就着灶房透进来的光，把三张试卷一道一道判完。对的打钩，错的画圈。最上面一张是铁家孩子的，字写得歪歪扭扭，可答题都对。沈桂芝在卷首写了一个“优”字。

她把试卷叠好，搁在炕桌上。

“明天帮我交给佟校工。铁家孩子的。”

郑翻译看了一眼试卷，点了点头。

第九章离开北平

通行证是3月19日拿到的。一张薄纸，日文和中文并排，盖着宪兵分队的圆戳。郑翻译把通行证交给沈桂芝的时候，还多给了一张纸条，上面用铅笔写了天津日租界一家小旅馆的地址。

“先住两天。没人跟，再去找你表姐。”

沈桂芝把通行证和纸条贴身收好。

3月20日一早，天还没亮透，她从西砖胡同出来。桂家老太太给她塞了两个饭团，拿白菜叶子包着。她走到前门火车站，排队进站的人挤成一团，挑担的、扛包的、抱孩子的，伪警察拿着警棍在人群里戳来戳去。沈桂芝把通行证举在手里，挤到闸口。伪警察扫了一眼通行证上的圆戳，又看了她一眼，摆头让她进去了。

火车是闷罐车，窗户钉着铁条，车厢里挤得人贴着人。沈桂芝靠在车厢角上，包袱抱在怀里。火车动了以后，她听见旁边一个老太太低声念佛。念的是“阿弥陀佛”，反复念，念了一路。

到了天津，她按照纸条上的地址找到那家旅馆。旅馆在日租界边上一条窄街里，门脸很小，柜台后面的掌柜是个胖子，看了通行证，没多问，给了一间二楼靠里的房间。

沈桂芝在房间里待了两天。白天不出门，叫茶房送两个馒头一壶水。第二天傍晚，她趴在窗户边上往下看，街上人来人往，没看见眼熟的面孔。第三天上午，她退了房，去表姐教书的学校找人。

表姐姓孟，叫孟昭兰，在天津一所女子小学教算术。姐妹俩见了面，孟昭兰吓了一大跳，拉着她的手问出了什么事。沈桂芝只说北平不太平，想出来避一避。孟昭兰没再多问，把她安顿在自己家里。

沈桂芝在天津住了下来。表姐帮她在一所私立小学找了个代课的位置，还是教初小，兼日语课。天津的日语课比北平松一些，也可能是她不再那么引人注意了。她每天上课、下课、回表姐家，日子过得安静。有时候夜里躺在炕上，会想起教场口那间西屋，想起骆大爷的黄狗，想起佟校工偏厦里那扇糊高丽纸的窗户，想起郑翻译递过茶碗的那只手。

她没有再见过郑翻译。

5月里，北平来了一个熟人，是周玉贞的丈夫，到天津出公差。他找到表姐家，捎来一个口信：那保长被宪兵队撤了差，原因是“办事不力，纵容保内不良分子”。新保长姓关，原先在警察局当巡官。

口信捎完，周玉贞的丈夫又补了一句：“你们学校那个佟校工，让我带句话，说偏厦还给你留着。”

沈桂芝听了，半天没说话。她问那保长撤差是谁办的。周玉贞的丈夫摇头说不知道，只听说宪兵队内部有人递了材料。

沈桂芝没有再问。她心里清楚。

1944年夏天到秋天，沈桂芝在天津一直教着书。她收到过佟校工辗转捎来的一封信，信上只有几行字：学校照旧。铁家孩子升了班，脑袋上的疤长平了。那世良转学走了，铁家女人逢人就说沈老师好。

信的最后一行，佟校工写：“郑翻译调走了。听说去了南边。走之前来学校一趟，把你那间偏厦的门闩又紧了一遍。”

沈桂芝把那封信看了好几遍。她坐在表姐家院子里的小板凳上，手里捏着信纸，太阳晒着后背。她想起那间偏厦，想起门闩，想起郑翻译说“能递一句话，就递一句话”。

后来她没有再打听郑翻译的下落。那个年头，打听一个宪兵队翻译的去向，本身就是危险的事。她只知道他姓郑，名字始终没听清。他走路有一条腿稍微拖一点，额角有一道旧疤，在戏园门口扶过她一下。

第十章教场口后来

1946年春天，沈桂芝回到北平。

天津那所私立小学战后解散了，表姐孟昭兰嫁了人，随丈夫去了上海。沈桂芝一个人坐火车回北平，前门火车站还是那个火车站，只是站岗的日本兵换成了国民党宪兵，臂章换了，查证件的架势没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