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敢信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随便一个管保甲的日本人,都能把普通老百姓拿捏得死死的。他既没当过前线军官,也没什么显赫身份,却能挨家挨户上门要钱要东西,愣是逼着辖区老百姓凑出了上千万买战机。这事儿后来闹到了南京的军事法庭上,他还嘴硬说全是老百姓自愿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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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保寺德次1904年生在日本山梨县,1930年就跑到上海讨生活,在公共租界工部局当巡捕。那时候上海租界的情况乱得很,外国的警务人员天生就对普通中国居民有权力差。他当巡捕那几年,把上海弄堂里的人情脉络摸得门儿清,基层里谁家做啥营生、有啥家底,他扫两眼心里就有数。

1937年全面抗战开打,上海的局势直接天翻地覆。熬到1939年前后,久保寺直接抱上了日本海军的大腿,成了海军的专属办事人员,还当上了海军警备区保甲事务所的所长。很多人听保甲事务所的名头,以为就是登记户口管邻里琐事的普通衙门,放到日军占领的特殊环境里,这差事的权力可大到没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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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手底下攥着全辖区居民的户籍资料,谁家几口人、在哪上班、家里藏着金属物件,他门儿清。更别提这些信息背后站着全副武装的日本军警,普通老百姓谁敢跟他对着干啊。他递来一张征收清单,你敢说个不字,下一秒可能就被扣上莫须有的帽子,直接被带走问话。

1944年春天到秋天这大半年,久保寺就在辖区里疯狂征收民间金属,拢共收了差不多4吨重。这些金属哪是什么天上掉下来的,全是老百姓家里的铁锅、干活的工具,甚至是商户用来撑生意的家伙事儿。好多人家把金属交出去之后,连烧饭都成了难题,小商户直接就断了营生。

这些收上来的金属根本没留在上海本地,全被送进了日本的军需生产流水线,转头就做成枪炮子弹打向咱们中国人。别觉得后方的掠夺跟前线打仗离得远,没有占领区老百姓被搜刮走的这些资源,日军根本撑不起长时间的侵略战争。久保寺这种看起来不上不下的小角色,实际上就是日军战争机器扎根在民间的吸血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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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收金属更离谱的事儿还在后面。久保寺打着给日本买战机的名头,挨家挨户摊派钱款,前前后后拢共收了1114万元,真的凑够钱买了22架飞机献给日本政府。搁现在好多人提到“献机”,第一反应可能是民间自发的募捐,可放在日军占领的大环境里,这事儿半毛钱跟自愿沾不上边。

你想啊,当时辖区里的老百姓都清楚,不肯掏钱就要遭麻烦,轻则上门骚扰重则直接抓去宪兵队。这种环境下掏出来的钱,能叫自愿捐款吗。久保寺后来在法庭上反复拿“自愿捐赠”当挡箭牌,说白了就是想把自己赤裸裸地勒索,包装成双方你情我愿的好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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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他还常年跟辖区居民收所谓的“保护费”,现有审判资料里记载的常规金额是每个月25万,之前流传的26万大概率是不同转述版本的小误差。不管是25万还是26万,这数额都大到吓人,根本不可能是街坊偶尔塞的小红包。

最讽刺的就是这个“保护费”的名头,普通人交钱买平安,前提是收你钱的人能帮你挡灾。可当时占领区里所有的灾本身就是这些日本占领者搞出来的,老百姓交这笔钱,根本买不来什么安全,充其量就是花钱买个对方别上门找麻烦的“缓期”。这种所谓的保护,本质上就是明晃晃的持刀抢劫。

久保寺把收上来的这些钱,大半都花在了自己吃喝玩乐上,剩下的就拿去应酬讨好日本海军的高官。当然具体每一笔钱花去了哪,咱们也不能瞎编什么酒局饭局的细节,一切都得以当年的庭审记录为准。但可以确定的是,他手里那点基层管理权,从头到尾就没用到正经地方,全用来给自己谋好处了。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之后,久保寺躲在上海藏了小半年,本来想着能蒙混过关,结果1946年年初就被中国第三方面军的人逮住了,之后直接移交给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很多人对战后审判的印象都是审那些前线的日军大将,其实那种藏在基层天天祸害老百姓的小角色,一样要被拉出来算账。漏掉任何一个,都是对受害普通人的不公平。

1946年12月19日,这个案子正式公开开庭,当时负责审的审判长是石美瑜,还有审判官叶在增,法庭还特意给他安排了辩护律师王炳钧。好多人看到这儿可能会吐槽,凭什么战犯还能有律师啊。这恰恰就是战后审判和私下报仇的区别,所有的指控都得讲证据,走完全部合法程序判下来的结果,才真的能服众。

法庭上久保寺的嘴硬程度超乎想象,他说上海确实有捐款买飞机的事儿,但全是老百姓主动要捐的,自己半点儿没强迫。他甚至还把自己包装成两边传话的中间人,说自己专门帮居民把诉求转达给日本海军。他之前被抓住做侦查笔录的时候,都老老实实认了征收金属、摊派钱款的事儿,到了公开庭审直接当场翻供,前后说法差了十万八千里。

法庭的法官也不是傻子,压根没被他这套卖惨的说辞绕进去。大家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谁不清楚占领区的生存规则啊。普通老百姓手无寸铁,对面站着的是攥着管理权还能调动军警的人,这种环境下掏的钱,怎么可能是自愿的。当时庭审上有句特别干脆的评价,直接点破了他的小心思,何能谓系人民自动捐款。

1947年4月2日,法院直接出了终审判决,认定久保寺在侵华期间非法征用物资、勒索民众钱款,已经构成战争罪,直接判了7年有期徒刑。好多当时受过他祸害的老百姓知道结果之后,还觉得判得太轻,没法出心里那口恶气。但这个判决的意义根本不在于刑期长短,它明确给所有人划了一条线,不光前线扛枪杀人的是战犯,躲在基层借着占领军的势力搜刮老百姓的,一样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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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年过去再回头看这个案子,我们能发现好多侵略者的套路。他们把抢劫换个名字叫征用,把勒索换个名字叫自愿捐款,把明抢的保护费换个名字叫治安管理费,用各种好听的名头把暴力包装起来。要是光看他们给这些行为起的名字,你甚至还以为他们是来做好事的。

参考资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国家记忆:上海地区日伪战犯审判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