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玉良
美国哈佛大学2026年10月公布了一项民意调查，数据显示18至29岁的美国年轻人中，约69%对国家未来感到“忧虑”，62%认为美国走在错误道路上，对美国未来“满怀希望”的仅有26%，认为当前国家方向正确的更是只有9%。参与中期选举投票可能性过半的年轻选民中，“生活成本”和“打击腐败”是约九成人最优先关心的问题。
近七成年轻人对未来忧虑，放在任何社会里都会被解读为一种危机信号。但我认为：忧虑是一种“好现象”，说明美国大多数年轻人“忧国忧民”。相比美国式的“年轻人忧虑”，我认为更值得忧虑的是中国年轻人的“躺平式思维”。大多数美国年轻人在忧虑国家的方向、忧虑生活成本的上涨、忧虑腐败对公平的侵蚀，至少说明他们仍然“在场”，他们仍然认为自己与国家之间存在某种可问责的关系，仍然相信事情“应该”和“可以”有所不同，所以忧虑意味着“改变”。而“躺平式思维”的核心，是退出这种在场：既然努力与回报之间的链条已经断裂，那么“在乎”本身就成了一种不划算的情感投入。
所以“躺平”是一种比忧虑更危险的状态，我承认这些年轻人躺平不是“不想动”，而是“动了之后发现回报不匹配”，所以不能归结为“躺平”就是懒惰。但理解年轻人们的困境，不等于我接受这种“躺平”式退出。当躺平成为“努力没有意义，奋斗不值得”的代名词时，对于国家发展就危险了。当一个年轻人不再忧虑任何东西，不再对“国家往哪里走”“生活为什么这么贵”产生任何带有痛感的关切，他失去的不仅是对外部世界的反应能力，更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麻木的看客。忧虑是因为清醒，躺平意味着麻木不仁，两相对比，孰强孰弱，一目了然。
我之所以觉得美国年轻人的“忧虑”比中国年轻人的“躺平”强得多，不在于美国的问题比中国少，而在于忧虑指向的是一种尚未熄灭的参与意愿。忧虑生活成本的人，仍然在计算自己的生活与公共政策之间的距离；忧虑腐败的人，仍然相信公平是一种值得要求的东西。这种“不痛快”固然令人疲惫，但它保留了行动的起点。而躺平式思维的麻烦在于，它把痛苦从“对什么不满”转化为“不再对任何事抱有期待”，从而在逻辑上取消了行动的必要性。一个还在抱怨的人，和一个已经不再抱怨的人，前者至少还在与自己所处的世界发生摩擦。摩擦产生热量，热量意味着还有改变的可能。
所以我是自始至终反对躺平的，我给年轻人的建议，是实在找不到事情干，就踏实下心来学习，不是盲目地学，而是与真实的岗位需求、能力积累相连接的学习；用一段低成本的时间休整、试错、想清楚下一步，然后带着更清晰的判断重新进入竞争。近七成美国年轻人忧虑未来，这个数字本身并不值得羡慕。它反映的是一个社会在年轻一代眼中失去了方向感。我把“忧虑”与“躺平”放在一起看，指向一个更朴素的道理：一个年轻人可以过得不好，可以感到累，可以对现状不满，但不能提前替自己宣布“到此为止”。忧虑的人还在思考问题。躺平的人已经不问了，这便是中美年轻人的区别。思考问题的人未必能找到答案，但不问的人，连答案存在的可能性都一并取消了，这才是我最大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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