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七点，环卫工人周立军蹲在马路牙子上，把工资单拍平了又对折，对折了又拍平。干了六年环卫，他月收入刚好四千出头，这张纸上从来没多过一分钱，他也从没觉得这数字碍眼过。

直到上个月被辞退，队长连一句像样的解释都没给，只丢下一句“公司调整”，补偿金的事提都没提。

周立军想不通，他找了个休息日，揣着那张工资单去了城东的律师事务所。

前台姑娘很客气，给他倒了杯水，请他坐在沙发上等。等来的是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律师，把他领进一间小办公室，听他颠三倒四讲了二十分钟案情，然后慢条斯理地说：咨询费八百，您先交一下。如果要办委托，案件受理加代理费，预付六千起。

周立军愣了一下。

他下意识地想摸口袋，手指已经在裤兜里碰到了那沓刚取的工资。四千块，他盘算了好几天，想着咨询可能两三百，最多五百，剩下三千多还能撑两个月家用。可八百只是“先交一下”，后面还跟了个六千起。

“这笔钱……不能等打赢了再给吗？”他问。

律师笑了一下，说这是行业惯例，前期成本都是由当事人承担的，胜诉之后按标的额抽成，大概百分之十到十五。周立军低头算这笔账：就算真能要到五万块赔偿，先得掏将近七千，赢了还得再抽几千。

他一个月的工资才四千，等于官司还没打，他已经先欠出去快两个月的收入。

他说了句“我回去跟家里商量商量”，从椅子上站起来。推门出去的时候，律师在后面补了一句：您要是觉得贵，也可以去司法所问问法援，不过那边排期比较长。

周立军没去司法所。

他回了家，把这件事跟老婆说了。老婆坐在床边，手里捏着当月的房租催缴单，听了半天没吭声，最后开口：“要不，不打了？”

周立军沉默了一会儿，“就这么算了？”

“不算了咋办？”老婆抬头看他，“娃下个月要交补课费，你找得到活干吗？这官司拖下来，咱们连这个月都过不去。”

周立军把烟掏出来，点上抽了两口，又摁灭在烟灰缸里。第二天，他还是坐公交去了司法所。工作人员听他讲完情况，翻了翻材料，说劳动争议可以申请援助，但是要先做经济状况审查，要社区开证明、街道盖章、社保流水、收入证明，材料齐了再报送审核，一般要一个月到两个月。如果试点有指标，可能快一点，但不保证。

周立军站了半天，问了一句：“材料我都没问题，就是等这两个月，那我这两个月没有收入，也无所谓吗？”

工作人员没接这句话，只是递给他一张清单。

他出了司法所的门，在门口站了很久。秋天风已经凉了，他把外套拉链拉到顶，蹲在台阶上想了十几分钟，最后拨了个电话，打给他以前在环卫队认识的一个兄弟，说想借几千块钱，先撑过这段时间。

兄弟在电话那头犹豫了一下，问他要多少。他说六千。兄弟沉默了几秒，说家里刚买了车，手上紧，最多给他匀三千，让他别嫌少。

三千就三千。

周立军拿着这三千，又把自己攒的养老钱凑了两千，一共五千，咬咬牙给了那家律所当预付代理费。律师说差的那一千后面再补，先把材料和诉状写了。

那段时间他天天跑街道盖章、去医院对面那家档案室调社保记录、去劳动局复印原始合同。每跑一趟单位就等于少打一天零工，他一边跟人扛水泥一边在心里算账：一天一百八，今天又赔进去了。

案子立案那天，周立军松了口气，觉得总算是往前走了一步。但他没料到，这一步只是刚开始。

第一次开庭定在一个月后。周立军特意换了件干净的衬衫去了法院，坐在原告席上，手心全是汗。他听不懂律师和法官说的大部分内容，只记得对方公司的代理律师站起来，说了句“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不存在违法解除情形”，他这边律师就花了二十分钟反驳。庭审结束，法官问愿不愿意调解，对方法务看了他一眼，丢了个数字：两万。

周立军看向自己的律师。律师没说话，等出了法院才开口：“差不多了，两万可以谈，你要坚持五万，拖到二审又是一年起步。”

“可是——”周立军想说什么，又咽下去了。

那晚他在家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一早，他给那个帮忙的兄弟打了个电话，说想去问问别家律师怎么看。兄弟在电话里叹了口气，说：“老周，两万块钱，扣掉律师费你还剩一万五，拖下去你可能连这一万五都拿不到。你自己琢磨。”

周立军琢磨了一个星期，最后还是签了调解协议。签字那天，两万块钱打到他卡上，他盯着手机屏幕看了很久，没觉得高兴，只觉得心里堵得慌。

后来他才听人说，那家公司的老板，跟他的代理律师私下见过一次面，具体谈了没人知道。

他去找律师理论，律师一脸无辜：“调解是你自己同意的，白纸黑字你在场，我没有逼你。”

周立军没证据，拿对方没办法。那阵子他只能安慰自己：至少拿到了一万五，总比一分都没有强。但他没想到，后面还有更糟的。

他认识的一个工友，姓张，比他惨得多。老张在工地干了三年，包工头欠了四万二工钱，拖了一年多没给，后来跑路了。老张借钱打官司，跑了快八个月，官司是赢了，判决书写得清清楚楚，可等到申请执行的时候才发现，包工头名下什么都没有。

房子早过户给亲戚，银行卡余额为零，连常用社交账号都销了号。法院去了两次，都是“查无可供执行财产”，案子只能挂着，暂停执行。

老张拿着那份胜诉判决书，蹲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抽了一下午烟，最后把判决书叠好放进口袋，又去下一家工地找活干了。那张纸他至今还收着，但一分钱也没兑现过。

周立军想起自己在环卫队那几年，队里走的那些同事里，类似的事不是一件两件。有人被拖欠两个月工资，和老板谈判谈崩了，打了半年官司，工资要回来了，自己反倒瘦了十几斤。有人干脆就没打，收拾东西走人，下个月照样得找活干。

他也想不明白：法律上明明是占理的那个，怎么一走到现实里，就成了耗不起的那个？

后来周立军找着了新工作，还是在保洁公司，不过换了一家，工资差不多，还是四千。新公司没给他交社保，说试用期三个月之后再说。他也没去追问。

那阵子他抽空看了个新闻，说最高法在推行跨区域立案，很多地方还搞了线上诉讼服务平台，人在家里就能立案缴费。他不确定那玩意儿到底能不能帮他这种人不跑腿，但他记住了另一条消息：有些省份把劳动争议纳入了法律援助范围，经济困难认定标准也放宽了。

他把这条消息转发给了老张。老张回了一个字：哦。

周立军又想了想，自己今年四十六岁，还能扛几年水泥。法律那扇门，他这辈子大概是踏不进去了。但他还是把那场官司的裁决书翻了出来，折好，放进抽屉最底层。明年儿子要高考，他想看看这条路，能不能让儿子别走自己的老路。